一个是天之骄子，玉树临风，东北枭雄张作霖的儿子；一个是军校校长，搅弄风云，影响中国近代的一代军阀。命运就像是一张无穷无尽，不可逃离的大网，将二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不经意间，便历史的巨轮掉了个弯，从此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

结缘相识：东北易帜的前因后果

事情还要从“皇姑屯“事件说起。1928年6月4日，一辆搭载着”东北王“张作霖的火车专列经过当时的京奉和南满铁路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毁。缘由自然是张作霖不肯当日本人的傀儡，也不愿意听从日本的在华攫取利益的指令。张学良立马从前线回到奉天接管事务，稳定大局。自己的父亲死在日本人手里，少帅自然是怒不可遏，无奈我弱贼强，孤单力薄，只能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张学良此时也并不气馁，有了东北易帜、找寻帮手的想法，东北易帜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一是当时日本在山东造成了济南惨案，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全国要求统一并一致对外的呼声渐起。

二是北伐军节节胜利，连战连捷，不论是军纪、军容还是作战能力，都是旧军阀所不能同日而语的。

三是少帅本人的英雄情结作祟，在蒋介石不断派人游说的情况下，少帅也看到了北伐军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取得了辉煌战果，打内心深处认为蒋是一个继承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个真正可以将中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英雄。（多说一句，从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学良识人不明，完全误判了蒋介石）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蒋介石还向张学良发了一份电报，部分内容说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救难，愿与诸兄共策之。“之后在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成为蒋介石拉拢的对象，张学良在大战间的最后阶段入关帮蒋，最终获得胜利。

张学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中国革命军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一跃成为全国二号人物，张和蒋二人还仿效古人，结成异姓兄弟，共同在北京西山寺祭拜了孙中山先生，二人关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

两人生隙：接二连三的事件发生

东北易帜后，彼时的中国表面“统一“，日本为防止中国势力扩大和一直想占领东北三省，在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件，蒋介石一再要求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寄全部的希望在国联身上。只可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逃回关内。

当时张学良知道和日本开战是必败无疑，因为东北军是得不到蒋介石方面的任何帮助，不抵抗政策也是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延续。口口声声以兄弟相称，可是弟弟的家乡都丢了，哥哥一点忙都不帮，任谁都要骂娘，因此二人关系从此有了裂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间的舆论一时间沸沸扬扬，流传着蒋介石要接受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对华三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令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这令张学良不免生疑，觉得蒋介石要采取绥靖政策来换取时间完成对中共的“剿匪”计划。张学良认为蒋介石非但不帮忙打回东北，还要从背后捅刀，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二人的嫌隙。

1934年，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剿总副司令，在西北等地被红军打得大败，部下日渐不满。回乡之日遥遥无期，不去和日本人较量，收复失地，反而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蒋介石未提供一兵一卒，军需弹药等武器装备更是没有，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完全拿自己当枪使，使得东北军和共产党斗得你死我活，好使蒋坐收渔利。张学良对蒋的信心逐渐耗尽，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

矛盾爆发：西安事变，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介石请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蒋介石置之不理，还在日记中写道：这二人分不清轻重缓急，可叹！还命令张、杨二人继续进攻红军，否则就要将二人的军队迁往福建、安徽等地。

12月9日，中共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逼蒋抗日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期间学生请求张学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打回东北。这成为西安事变得导火索，张学良下定决心要实施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攻破了华清池，击败了蒋的卫戍部队，从而控制了蒋介石。直言兵谏，要蒋联共抗日。其实张学良把蒋介石抓了，并不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继而取而代之，少帅反对的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不是蒋这个人，此时的少帅还是把蒋介石当作一个英雄看待的，还没有达到失望透顶的地步。

这就不禁让人发问：为什么蒋介石在张学良心中这么重要？这就不得不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找答案。作为西安事变的重要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虽然出身不同、经历有别，但是这二人从小是读过私塾，念过之乎者也的文章，脑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再加上二人的身份使然，都认同古代中国的君主权威和臣子的忠君之事。

蒋介石名义上是当时中国的领袖，而张学良纵然地位在高，但是在蒋的面前，依然是领袖的臣子。在1936年6月22日，少帅在和训练团的讲话中这样说到：我们拥护领袖，是要把意见传给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臣者之以死谏，亦所不辞。

这句话足可以证明张学良内心的为臣之道，之后又说蒋是被小人蒙蔽，就像华山虽高，但四周被阴霾所笼罩。所以张学良只好效仿古代春秋时期楚公子商臣的做法，对蒋采取动用武力，扭转局势。

在通电全国的文章中这样解释：如果蒋先生能够放弃过去主张，切断国民党内亲日派的联系，主持全国的抗日工作，我们马上拥护他，甚至惩处我们，都能接受。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可以继续分析。少帅的父亲是张作霖，系土匪出身，少帅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沾染了一些江湖气息。在中原大战时，帮助蒋介石获得胜利，二人结拜，可能少帅心中真是把蒋当作父亲死后的依靠和大哥。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一个惊人之举，那张学良接下来的行为则更是令人出乎意料。在中共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学良此时自觉有愧，竟然亲自送他的老大哥回南京。事前有许多人力劝少帅不要这样做，说蒋介石心胸狭窄，无容人之量，肯定不会善待你。

可张学良心意已决，结果就是在南京军事法庭受审，判处十年刑期，但容许特赦，可是张学良还是被秘密关押，幽禁在南京，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还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着手，张学良此举是以忠事君的延续—事君以敬，对君主始终要有尊敬的态度，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

因为西安事变的确是对蒋介石的犯上作乱，至少张学良是这样认为的，拘留蒋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可以是事出有因，但也要负荆请罪。这就是张学良的矛盾心理作祟，他自己过不了这个坎。

后来在幽禁期间，田雨时到溪口看望张学良时，问到送蒋回南京的原因，少帅这样说到：一是防止联共抗日的大计生出变数，要确保一切落实。二是要维持蒋先生在国内的威信，扫清舆论。三是自己毕竟抓了蒋，要在南京向蒋介石请罪。可以这样说，张学良心中有很大的道德包袱，不愿意背负一个乱臣贼子的坏名声。

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来说。他仍然把自己当作全中国的君主来统治人民，那么既然是至高无上的“君”，就必须有“君”得不能直视的威严。

被拘留期间，蒋介石一再表示绝不可屈服于张学良的胁迫，这其中就充分展现了他自认为是一国领袖的傲慢。不把张学良的兵谏当作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的行为，而仅仅是认为是下属臣子的胆大包天的叛乱。

既有政治博弈的惺惺作态，也有君主的傲慢无礼。和平解决事件后，蒋介石毫不犹豫的先审判，再特赦，最后秘密关押。则显示出先从法理上否定张学良的兵谏，但又向大众展现君王的仁慈，然后开始杀鸡儆猴，以儆效尤，警醒众人。这其中无疑是包含着君王的高超手段和威严绝不可容旁人无缘由的侵犯。

幽禁岁月：半个世纪，终见天日

相比杨虎城，只能说张学良还是幸运的。杨虎城1937年1月被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11月从法国回香港时，被诱骗到南昌囚禁，先后关押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关押期间，杨虎城的妻子谢葆贞病死牢房。

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全家被杀害在重庆，甚至还用腐蚀性液体销毁尸体。至于张学良的命运则要好得多，一是因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是东北军的少帅，影响力大，为防止东北军兵变，蒋介石并不敢对张学良下死手。

二是张学良和宋美龄的关系较好，枕头风一吹，蒋介石多少也要忌惮一些。

三是国内舆论造势，蒋介石怕背上骂名。

四是估计蒋和张还有一些残存的兄弟情谊。当然蒋也不敢放张学良自由，万一张学良完全倒向共产党，对他而言，就得不偿失了。

张学良先后被囚禁在浙江、南京、重庆，之后秘密送往台湾。在1964年，经宋美龄的帮助，张学良还和赵四小姐在台湾完婚，可直到蒋介石死前还嘱咐蒋经国千万不要释放张学良，以免放虎归山。

一方面是源于对张学良兵谏自己的恨意，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儿子的政治生命考虑，忌惮张出来后和国民党反对派合作，毕竟张学良在国民党的地位太重。直到蒋经国去世后，张学良才被释放，然后前往美国夏威夷度过最后的余生。

综上所述，张学良这一生真的错看了蒋介石。蒋介石始终不是代表着最为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他的背后是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帝国主义集团，他本身无法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也没有那个纵横捭阖的能力和睥睨天下的气魄，张学良晚年自己都说：蒋介石只有雄才无大略，而他自己的父亲有大略无雄才。

张学良本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也有他“愚忠“的一面，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更有爱国的一面，不然也不会毅然决然的发动兵谏。可对于蒋介石而言，政治地位和权力地位永远是第一位，任谁都不可侵犯，即便是中原大战时出过大力的结拜兄弟张学良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