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嘉靖年间进士出身，曾供职于翰林院，但那地毕竟清苦，不好熬。幸好得到了小阁老的举荐做了官，直至做到了浙江的布政使，管着一个省的所有钱粮，日子才好过点。

当时我的最佳搭档是何茂才，他是浙江按察使，担着浙江的刑名，管着臬伺衙门。

我的上司是浙直总督胡宗宪，他兼着浙江巡抚。

我，何茂才还有胡宗宪，在当时我都认为是严党的人。因为我与何茂才直接听命于小阁老，而胡宗宪则是严阁老的学生。

对了，在浙江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杨公公，他可是司礼监派到浙江管着为皇上挣钱的织造局的，当然了，他也是宫里派来监视我们当官的人。他上头对应的是他的干爹吕芳，吕芳可是伺候嘉靖近40年的贴身太监。

我们这些人上头，还有一个人，就是嘉靖。

这位万岁爷么，他信道，与汉朝的汉文帝一样崇尚无为而治。但他可不怎么亲民，据说他天天躲在禅房里连朝都不上。

嘉靖40年初，据说是因为国库亏空，朝廷下达了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与这项国策一起送到的还有小阁老的书信，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给做成了。

其实我们做地方官的，要做成一件事情，拿什么祖制王法都是不管用的，想要驱动大小官员办事，就得有可见利益。

当然了我那个顶头上司胡宗宪除外，每次我们做任何事情，他从不在里面参与分成。也许他有别的来钱门路吧，毕竟他在这边为官时间比较长，也早已凭着与倭寇的战争立足于朝堂。

所以在改稻为桑之前，我们这些包括杨公公小阁老在内的大小官绅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执行规矩与分成约定。想要借推动国策之便大行土地兼并，先捞到钱，再按约定分成。

而且当时在我看来，这国策在浙江推行，是没有任何阻力的，因为从上到下都是别人所说的严党。

当时的胡宗宪对此事并不大上心，但他底下的那个马宁远是个能干事的人。所以我与何茂才杨公公商量后，一致认为让他冲在前面是对的。

可就在马宁远带着兵断水踏苗时，胡宗宪给来了个釜底抽薪。他派戚继光把断水与踩踏秧苗的兵都领了回去。

而这时，杨公公已经跟西域商人签好了50万丝绸的大单。但当时织造局最多年产20万匹，况且当时已经时值四月底，为了增加的丝绸产量，推行改稻为桑已经迫在眉睫，可被胡宗宪拦着的我们确无从下手。

这时候小阁老来了信息，让利用端午汛瞒着胡宗宪先把九个县的河堤炸了，淹了稻田再进行改桑。

初看到这封信时，我倒抽一口凉气，这可是伤天害理啊！而且这九个县的沿江河堤是去年才修的，修理河堤花费的250万两银子都是从我的手里出去的。

但我是小阁老的人，他的命令我必须听。所以我找何茂才杨公公开会，为了那50万匹丝绸，杨公公也同意了。

但这事不可能我去做，我们利用“炸堤是小阁老的主意，胡宗宪也听小阁老的”。把浙江知府马宁远与崇安建德的两个知县推到了前面。让他们领着臬伺衙门何茂才手下的兵以护堤为名上了河堤，然后趁着汛情毁了堤淹了田。

淹田之事没能如小阁老之预期，因为胡宗宪又插了一杠子，对洪水进行了分流，只淹了崇安一个县与建德半个县。

不过也行，就在这两地兼并土地即可。让沈一石准备好粮食才是正理。

谁知这胡宗宪还不按天灾上报，没办法只能把河堤失修的责任推到马宁远等人身上，他是主管河道衙门的。而且杨公公连河道监管都给交了出来。

这件事不能深究，所以我提醒胡府台请王命旗砍了他们。

之后我就又看到了希望了，因为朝廷免了胡宗宪的浙江巡抚，把这个位置给了我。就连新派来的高翰文也是小阁老举荐的，而且他还是向朝廷上疏“以改兼赈两难自解”之人。

为了好好推行国策，就不能让那两灾县的百姓买到粮，所以我还听了何茂才的建议，把运往那里的粮船都给扣了。

可就在我以为高翰文一到就能签协议，就能在那两个灾县吞并土地时，就出现了变数。

这个变数就是裕王爷派了谭纶海瑞王运汲过来了，他们是要来破坏改稻为桑的，是借国策行党争的。

高翰文一来就否了我们的协议，没办法我只能靠沈一石套了他。

海瑞这个人实在是太刚硬，何茂财想用通倭的罪名把他安排了。我也同意了，可惜何茂才这个猪队友，给搞砸了。

眼看着桑期已经误了，那杨公公还躲在北京不回来，心急之下我把沈一石推到前面。让他顶着织造局的名头去兼并灾民的土地。

这是一部险棋啊，织造局是皇上的，让皇上去低价购入灾民的土地，那是往皇上身上泼脏水啊！但为了执行国策弥补国库亏空，为了保住严党不倒，我不得不如此做。

事发后，有沈一石顶，只要有地种桑赚钱弥补亏空，一俊遮百丑。

可谁知那沈一石把那么多的购田的粮食，打着皇帝的名义都借给灾民了。

改稻为桑已经没办法推了，胡宗宪还在前线打倭寇，朝廷还让筹粮草军饷。而且这时，何茂才给海瑞安排的通倭大案，还在时间上出了大差错，并把那倭寇落在了海瑞手里。

说实话真时，我真想一碗毒药把自己给了结了得了。

但为了家人，我还得活着，还得一件件地处理这些烂摊子。先让何茂才去把那个倭寇从海瑞手里弄来砍了，再把沈一石私自借粮的事情告诉杨公公，让他拿主意。

结果杨公公人家有锦衣卫护着，我闹不了。

唉，朝廷又有命令了，让查抄沈一石的家产给前线做军需。这个，我安排了高翰文去做。

沈一石是当地首富，可查抄的现银还不足一万两白银，之前他动不动家出手几万两，也不知道那来的。

银子没抄到，拿高翰文去顶罪即可，毕竟是因为他抄家不利，才导致沈一石自焚而死，钱财去向不明。

可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从沈一石那里抬来的四个大箱子，全是这些年他送给各处的账务明细。很多牵扯到我与何茂才。

为了毁灭这些账册，我只得与何茂才一道点火烧。

高翰文被押送回京后，为了自救，我们找来了胡部堂的乡党，把本应上缴朝廷的沈一石的作坊给作价卖了，目的就是筹点军需。结果转眼我们就锁链加身了，给我们的罪名就是贪污了沈一石的钱。唉！

就像何茂才说的，冤枉啊，我们两个多有大的口啊，能把沈一石的家产吞到没了？贪这个我认了，可是他妈的，20多年的烂账了，什么宫里的，衙门的，那么多人干嘛就抓我们俩。

在从沈一石为织造局做事的第一天起，他赚的钱就已经被宫里，浙江各级衙门的官员给瓜分了。如今我这个现任就成了背锅侠，这口锅需要人去背，我们万寿帝君嘉靖是不可能接锅去背的。

但我也还想活，所以在赵贞吉与谭纶审讯的时候我不顾锦衣卫诛十族的警告，一直往织造局杨公公往皇上的身上引。

因为正常情况下，在官场有所追求的人，是要想方设法维护皇上颜面的。扯上皇上，他就没办法查了。更不敢把牵扯到皇上的供词呈送北京。

赵贞吉就吃这一套，因为他的追求我知道。

可谁知那个海瑞是个不顾任何人颜面的，而且他还是钦定的陪审官。这海瑞紧咬新安江毁堤案与通倭案，不管扯到谁，他都是一句“记录在案”，他的步步紧逼。吓走了书办与锦衣卫，他直接与王运汲一审一记直到何茂才把小阁老扯了出来。

不过这次供词并没有送我们的性命，可能内阁没敢呈给皇上吧。

（其实是被吕芳给打回来）。

之后赵贞吉重审，我们赶紧翻供。可海瑞更厉害，居然走了下层路线，把当初参与毁堤与通倭的两个千户抓了过来，还找了证人，更是找当初参与那两件事的兵士写了证词按了印。

最终，我们没有栽在贪污沈一石的家财上，我们是毁在伤天害理上了。

其实在监牢里，我才想到：这改稻为桑一开始就是步死棋。国策是要靠地方官绅去推行的。可是没利益，谁都不会去认真去做。但一旦都放手捞钱，就是要逼群众造反。

当时朝廷亏空，内阁的想法就是靠官绅出钱百姓出力出口丝绸来补。而官绅还想借此土地兼并赚点，就这样风险一级一级地往下压，最终就都压在老百姓身上。

但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逼急了，死的人多了，他们也是会揭竿而起的。而且当时的浙江，外面还有虎视眈眈的倭寇，人家就想着你们官府与乡绅逼反了百姓，人家趁机来抢。

这些事情，恐怕胡宗宪在看到这项国策时早就想到了，所以人家就是不推行。而那个高翰文很明显是有高人指导，半路上就自己请罪逃了。而杨公公，最终也是以装疯躲了起来。除了他们搅入这项国策的人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当时的我，是因为小阁老，因为银子，我不得不做。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借改稻为桑捞一笔钱，在百姓揭竿而起之前请辞，管他百姓反不反，倭寇来不来的，我能撤就行。

只是可惜，我未能如愿。还陪上了家人，可惜我寒窗苦读十来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