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王海

四百六十年前的一个报告

460年前的1562年，钦差整饬蓟州等处兵备，兼巡顺天等处地方的徐绅，根据属下驻怀柔城整饬兵备怀柔道，按察司佥事张邦彦的提请，给朝廷写了一篇《请抚赏钱粮疏》。

《奏疏》抄录

这个疏奏，近似现代行政管理中下级给上级的“报告”。这篇《请抚赏钱粮疏》，披露了怀柔兵备张邦彦关于“黄花路”、“石塘路”，在对待战与和问题上的一个“潜规则”。对后来的民族融合、减少蒙汉冲突产生过积极影响。

洪武至嘉靖末，明朝军队在北方的辽东、蓟昌、真保、宣大一线，与退居边外的蒙元各部攻守征战已近200年，明朝国力大衰。

蒙古瓦剌、鞑靼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在互相征伐的同时，为获取必要的经济、战略物资，年年破关侵扰中原。而蒙古朵颜部与明朝若即若离，在与其他部落周旋之中，谁给的好处多，就在暗中依附谁。

长期的征战，使各方疲惫不堪，各方渐渐就有了厌战求和的意愿。明廷内有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呼吁朝廷满足鞑靼部开放边贡马市的要求，同时扩大对朵颜部的“抚赏”范围，集中力量对付瓦剌，备防渐成气候的东北女真部。

可是，朝廷内部对待战与和、攻与守、进剿与抚赏等问题一直是纷争不断。

因一战而失利时，主和派便死命弹劾主战派。若偶因抚赏失败招致蒙古部落袭扰时，主战派也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声讨。

就在朝廷内阁为此进退失据之际，顺天巡抚徐绅在《请抚赏钱粮疏》中认为怀柔兵备张邦彦提出的“抚赏”意见十分切实可行，并在蓟辽真保一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怀柔兵备道始建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主要职责是整饬道属各路的练兵、备战、军纪；监察钱粮、工程建设等，在战时负责监军，并具有一定调兵权。

当时怀柔兵备道属区包括黄花路、石塘路以及通州路。首任兵备道员就是张邦彦。张上任后，一方面抓紧修建道署衙门（今怀柔商业街西侧路南），一方面积极巡察黄花、田仙寨、贾儿岭、大小水峪地方的练兵及后勤保障情况。

他在调研过程中很快就发现了影响军队建设的严重问题。并及时向顺天巡抚徐绅进行了报告。

此御史是驻宣府永宁徐申有“九眼楼诗”，非本文巡抚之徐绅

张邦彦在呈报给巡抚的请示中，详细陈述了，每年的春冬、夏秋，渤海所擦石口、田仙峪口、贾儿岭口、慕田峪关，以及蓟镇的亓连、神堂、河防口边外蒙古部族，“讨赏”所需银两数额。

按旧时政策，自蓟镇以东的边防，以练兵备战为主，以抚赏归顺朝廷的蒙古朵颜、兀良哈等部落为辅。而对慕田峪以西的昌镇所实施的“边备”政策，则是加强边防，时刻准备进行军事斗争。

这主要因为，“黄花镇、渤海所关外的讨赏属夷”，“去陵寝不远，恐抚赏一开，日后夷心不厌，别起事端”。

兵部一直认为，黄花镇一带为皇陵禁地。一旦实施抚赏，很难操作，多给赏银没有止境，给少了又担心对方心生怨恨，或侵扰陵边或勾结瓦剌大举破关。

到了嘉靖后期，边塞的紧张局势稍有缓解。黄花、渤海边外的零散蒙古族小部落，在行动上已有依附明朝的具体表现。这些阿罗豆儿、色镇儿等小部落在漠北不被大部落所容，而且力单势弱，不得不南迁长城关下，依附明朝而生存。

他们来到居庸、黄花、渤海长城近边“外依四海冶，以托其妻奴，内依渤海，以济其贫乏”。并明确表示，愿在近边之外的“三岔”、西栅子、椒园儿、裘场等地耕牧，同时可以为明朝戍边官兵瞭望报警，决不再为瓦剌、鞑靼破关提供情报。但应该增加瞭哨费，也就是明朝方面经常提到的“抚赏银”。

驻扎在渤海所的黄花路副总兵和参将，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为此，黄花路连年申报，请及时下拨用于此项开支的“抚银”。兵部每年接到申请也都有,“随宜抚待”的明文题覆。可是，这个“题覆”很模糊。所谓的“随宜抚待”，就是 “你们看着办”。实际上并不按计划下拨这项经费。

为此，各路将署只好“皆敛军月钱”，用于本区“抚待”。这种以消减戍边士兵生活费的做法，不但会造成“尅削贫军致妨操练”，而且会造成大批士兵逃跑或生事。

事实上，从兵部各司至蓟、昌总镇，直至以下各路，上下都知道抚赏黄花、渤海近边“属夷”是必须要做的。

可是，因这两个地方所处皇陵之后的特殊性，谁也不敢倡议公开抚赏，唯恐万一出一点小事，必然会遭到“抚赏之失”的弹劾。

因此，“督抚诸臣宁忍于敛军之利费”，随宜抚待，也不敢反复“条陈其事”。这一伤害边防贫军的“潜规则”，上下心照不宣地实行多年后，肩负“整饬兵备”重任的怀柔兵备张邦彦，经过悉心调研，目睹了“边卒骨立马嘶风”的惨状，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向抚臣徐绅提出了专项经费申请。

经进一步调查，顺天巡抚徐绅对怀柔兵备张邦彦，据实请拨官银六百两作为专门抚赏黄花、渤海边外蒙古部族经费的意见，十分支持。

随后便以张邦彦的议请为由，在《抚赏钱粮疏》中向皇帝奏报说明，抚赏黄花、渤海边外的阿罗豆儿、色镇儿等部落，是“投之以恩，激之以义”，的好方式。那些得到抚赏的小部落必“将效顺中国无疑”。

最后的结果还不错。徐绅的奏疏经兵部开会商议，决定从每年的马价银中拿出六百两，专备抚赏渤海、黄花镇边外“属夷”。此后的十几年，抚赏一直很顺利，黄花、渤海一带地方烽火不举。

怀柔兵备张邦彦因整饬得法，后被晋升为山西右参政。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又晋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级别与徐绅同。

明代在边塞实行的“抚赏”，是一项安边抚民的怀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黄花镇、渤海所边外的稳定因素。为几年后的“万历新政”、俺达汗归顺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不但如此，这项政策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以包容的心态，以和平的方式促进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融合。

由于蒙古部族近边而居，关内外百姓交往也日益频繁。随着万历中期大同、张家口等“官市”开市，黄花、渤海一带的“私市”，也在官军的默认下，逐渐形成。

关外蒙族百姓多用毛皮、马鬃马尾、毡裘、皮绳、骨器等从关内换取棉布、谷米、炊具等生活必需品。

渤海、苇店、桃峪一带的百姓多以樵采为名去口外，每次外出须持有官发“出关牌”。即使出关百姓身携货物，只要不是铁器，当值关卒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经济上的交流，不但加深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认同。从人文地理上看，今天怀柔长城以北自渤海镇的三岔村东至西栅子、八道河一线；北至奇峰茶一带的山坳、台地、河岸，在明代万历前后都是蒙古有关部族的驻牧、耕植之地。为后来聚落成村，打下了基础。

2012年3月14日

2015年2月9日改

曾编入《长城脚下田仙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