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手制度的转变始于宋代，弓手从最初的职业军种逐步转型为地方治安武装力量。在宋代，弓手不仅承担起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且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在继承宋代制度的基础上，弓手继续作为维护治安的重要力量，在元代社会的治安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弓手”这一称谓亦常被称为“弓箭手”或“弓兵”。在宋代之前，弓手作为古代兵役的一种，是职业军人的一种兵种，负责战斗任务。宋代以前，弓手特指那些专门从事射箭的士兵，常被视为军队中的“特种兵”。然而，进入宋代后，弓手逐渐由战时的军种转变为基层治安武力的一部分，开始承担起地方治安的维持工作。尤其在宋朝初期，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如万户、千户的地区，弓手成为管理偷盗、处理斗殴及调解民事争执的主要力量。弓手隶属于县尉的“尉兵”，由县尉指挥，负责执行地方治安任务，并在必要时调解民众纠纷。

尽管宋代正式将弓手制度作为地方治安武力的重要部分，弓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其实可以追溯到唐朝末期。唐朝中期，地方藩镇割据严重，节度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派遣亲信担任地方的镇将，直接领导地方事务。这些镇将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指挥地方武力，如弓手，进行捕盗和处理地方治安事务。由于镇将直接对节度使负责，地方官员的职能被弱化，地方治安大权逐渐掌握在节度使及其亲信手中，进一步扩大了藩镇割据的势力范围，也使得地方的行政体系与中央朝廷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北宋建立后，为了避免藩镇割据的威胁，宋朝实施了一系列军事和行政改革，其中包括恢复了县尉的职能，并将地方的治安武力如弓手等纳入县尉的管辖。弓手制度虽然在宋代才正式形成，但其实质沿袭了五代时期的治安管理模式，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兼具民政功能和军事性质的武装力量。

在宋代，弓手的数量根据地方治安情况的变化而动态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矛盾加剧，边境冲突不断，内乱和叛乱的威胁也在增大，因此，弓手的数量有所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弓手的职能逐渐从单纯的职役武力，转变为地方治安力量的核心。弓手的职责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常见的捕盗、追捕逃兵、镇压海盗外，弓手还负责监狱管理、沿海防卫、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修复、桥梁建设）等公共事务，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如救助灾荒中的孤儿等。

此外，宋代的弓手不仅在地方治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其军事化训练也是确保其高效执行职务的关键。宋代在弓手的招募和管理上采取了统一的训练体系，通过规范化的教学和严格的纪律管理，显著提升了弓手的战斗力。弓手不仅在招募时通过武艺考核，而且还通过定期的训练保持其技能，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投入战斗。宋代弓手的管理制度规定了对表现优异的弓手进行奖励，同时对于未能完成任务或延误战机的弓手进行惩罚。这种奖惩制度既激励了弓手的积极性，也确保了其执行任务的高效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代对弓手的管理逐渐采取了更替制，这一改革旨在避免地方官员积累兵力，从而防止地方势力膨胀。弓手的更替制度不仅防止了弓手形成自己的权力集团，还确保了弓手的效能得到及时更新。

弓手在宋代的社会地位和职能上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弓手仍属于县尉的下属差役，但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既承担着治安维持的任务，也参与了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弓手在和平时期主要依赖县府的支持，从事治安事务，而在战时，他们则被征召进入军队，参与实际的战斗。弓手的社会地位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既有地方治安管理的职权，又要承担与军队相关的军事责任。

元代的治安体系继承了宋代的许多方面，但也加入了蒙古传统的特色。元朝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因此其治安体制在宋代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元代的治安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完备。中央有专门的御林军负责皇帝的安全，地方则有各级政府设立的治安管理人员，包括负责京城治安的大都路兵马司，以及负责地方治安的县尉和捕盗官。

元代的弓手制度也继承了宋代的传统，并根据蒙古的民族特点进行了调整。弓手的选拔通常来自于有一定资产和技能的特定户籍群体，尤其是色目人户。元代的弓手并不具备军事职权，而主要从事地方治安和捕盗工作。弓手的领导者通常是蒙古贵族，他们在治安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弓手的待遇也是根据其表现给予一定的奖赏，尤其是在完成任务或击败盗贼时。

元代的弓手制度在某些方面与宋代有所不同。最显著的变化是弓手逐渐从简单的徒手捕盗转变为装备有弓箭的武装力量。在执行任务时，弓手不仅使用弓箭，还常常携带其他武器，如棍棒，以应对不同的治安挑战。这一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元代社会的动荡性，也体现了元代治安管理的严密性。

因此，元代的弓手制度不仅是宋代治安体系的继承，也融合了蒙古族的治安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蒙古特色的治安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