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5年1月27日，周武王从镐京发兵，开启了其继位以来的第二次灭商之战。

与第一次孟津会盟后谨慎的下令撤兵相比，这一次军事行动堪称冒险。首先是此前的会盟已经“打草惊蛇”，让周文王时代以服事殷的韬光养晦换来的纣王信任荡然无存。其次，也是最要命的，周武王兵力不足。

西周在鼎盛时期，主力军队共有2支，一支是镇守东方的“殷八师”，另一支则是守卫镐京的“西六师”，西周时期每师的兵力为2500人，合计是3.5万人。

当然，这个兵力是西周强盛时期的数字。

而武王伐纣时，他治下的国家还只是西部一个邦国，远非天下共主。《牧誓》和《吕氏春秋》都记载说，周武王有戎车三百辆（每车72人），虎贲三千。《史记》补充说周武王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这些甲士应该属于诸侯联军，而非周军嫡系。

那么纣王兵力是多少呢？《史记》说是70万，这个数字应该是传抄西周文献时抄错了，实际是17万，《逸周书》也说周武王“斩首馘耳者17万多人”。

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纣王的兵力是绝对超过周军的。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1月27日发兵，到2月22日和诸侯联军在盟津会师，再到28日抵达殷郊牧野，在长达32天的行军过程中，商朝方面居然没有任何军事部署，直到兵临城下了，纣王才发觉，匆忙抽调俘虏迎战。

更奇怪的是周武王行军过程中一系列的反常举动。2月27日天降大雨，周军士卒病倒不少，军师都劝谏说：“卒病，请休之”，然而周武王不仅断然拒绝，反而下令急行军，于甲子日（28日）凌晨抵达牧野后，未作修整即下令向商军发起进攻。

结果周军的进攻异常顺利，天亮时分，周武王已经坐在了朝歌大殿上。如果我们把武王伐纣看作是一次长途奔袭作战的话，那么周武王冒雨急行军的突然性的确符合兵法的攻敌不备。

但可惜，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

首先是在抵达牧野之后，周武王迷之自信的交待士卒：“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长途行军未做修整的周武王，似乎提前就能料定商朝大军会有“奔走者”。

其次是周武王解释为何冒雨行军的理由：“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胶鬲是纣王大臣，在周军抵达鲔水时，负责监视周人动向的胶鬲特意赶来面见周武王。

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胶鬲：“西伯要去哪？”武王：“去殷地”。胶鬲：“什么时候到？”武王：“甲子日到殷城外”。

在距朝歌还有6日行程时，周武王不仅如实将行程和抵达日期告知殷商大臣，甚至不惜冒雨按时赶到。这波操作显然不是要对殷商发动突然袭击的节奏。

难道是周武王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兑现承诺，以免胶鬲被纣王所杀？显然不是，《逸周书》记载说：武王伐纣时不仅导致牧野“血流漂杵”，而且还残忍的折辱纣王和夫人的尸身，之后又把二人头颅砍下，置于旗上。如此残暴对待前朝君王，恐怕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如此。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这还得从武王伐纣前的一个“下三滥”的细节说起。

西周得到一块玉版，纣王听说后派胶鬲前去讨要，周文王不给；后来纣王又派费仲来求，文王却很爽快的就给了。胶鬲是当世贤臣，而费仲则是佞臣。文王的这波操作，韩非子的解释可谓一语中的：“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不愿贤臣得志）

正是通过这件事，让纣王认为胶鬲的能力不如费仲，因而渐渐疏远胶鬲。而周文王却适时采取“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的方式拉拢胶鬲。

所以，当胶鬲前来与周武王见面时，实质是以内应的身份与周武王约定军事行动日期，这也是周武王拼了命的要在甲子日赶到牧野的原因。

而从纣王匆忙的军事部署来看，胶鬲也并未将周军甲子日到殷城外的消息如实报告给纣王，反倒是在殷商大军在列阵之时，商军阵中突然发生了倒戈事件。所以，周军仅仅用了几小时时间即完成了对商军的军事胜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武王战前特意交待不要杀“奔走者”。

所以，《国语》曾言：胶鬲比而亡殷。三国著名史学家韦昭进一步注释道：胶鬲佐武王以亡殷也。如此看来，纣王败的确实太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