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末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但鲜为人知的是，福州人廖鸿荃是其老师。那么，两人之间有着怎样的交集和故事呢？

廖鸿荃，初名金城，字应礼、斯和，号钰夫，祖先从长乐迁入省城，家住侯官县（今福州）北大街。

在福州廖氏家族第五世兄弟中，廖鸿荃年龄较小，聪明能干，由于身体弱，他9岁才去上学，但因为他很聪明，记忆力也很惊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连老师也连连夸赞，并且跟很多人说廖鸿荃天资聪颖，肯定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将来必成大器。

廖鸿荃“起家寒畯，空所依傍”。无显赫背景，全靠努力读书，日后才有可能踏入仕途。廖少年时考入福州最有名的鳌峰书院，与他同学的有林则徐等，据说，廖是书院三大才子之一。嘉庆九年（1804），他与其兄廖鸿苞一起中举人，时年20岁。嘉庆十四年（1809），他与其另一兄长廖鸿藻一起考中进士。廖鸿荃殿试得一甲二名（榜眼），即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年间，廖氏弟兄五人，三人中进士，且都是翰林，二人中举人，所谓“五子登科”，也算是福州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

廖鸿荃书法

廖鸿荃是老福州城内清代官职最高者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太常寺卿、协办大学士。

他从小身体不好，但成为了家族中寿命最长的，享年88岁，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同治四年（1865）正月，其一生，经历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

力荐国藩

廖鸿荃一生共总裁会试一次，典乡试三次，分校京兆试三次，以及朝考阅卷、殿试读卷和督学贵州、江苏、浙江、陕西等省，门生遍布天下，其中，曾国藩就是他举荐的。

曾国藩考中举人之后，分别于1835年和1836年参加了两次会试，其中1836年遇上皇太后六十大寿，故增加了一次会试，俗称恩科。但不幸的是，曾国藩均名落孙山。1836年，曾国藩回湖南，因为缺少盘缠，他从老乡、江苏睢宁知县易作梅处借了100两银子，这是易作梅的两年多的俸禄，当时易作梅的年俸为45两白银。

航拍曾国藩故里

道光十八年（1838），朝廷将举行会试，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这年的会试被称为“戊戌会试”。

曾国藩从亲友处借来33吊钱，从湖南湘乡赴京。他知道这笔钱来之不易，一路省吃俭用，到了京城，身上只剩下三吊钱了。

这年三月的礼部会试，廖鸿荃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任副主考。

四月，曾国藩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五月初二，由礼部堂官引见，朝见道光帝；因答对明白、条理清晰，加之衣着朴素，深得道光赏识，被破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进士入翰林，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藩一人。

正是在这次戊戌会试中，廖鸿荃力荐曾国藩，为国家选拔栋梁之材。曾国藩也感谢廖鸿荃的知遇之恩，经常称他为“廖老师”。

同情老师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二十七日，黄河中、上游连降暴雨，涨水迅猛，出现了三万六千秒立方米的洪水流量。河南中牟县九堡险工处决堤，奔腾咆哮的洪水，席卷万里平原大地，村庄庐舍荡然无存，死亡无数，淹及河南、安徽两省十多个县，中原一片泽国。

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清廷任命工部尚书廖鸿荃为钦差大臣，会同河道总督钟祥督办中牟堵口工程。这一年廖鸿荃都60岁了，但他依然以身作则，战斗在抗洪第一线。

廖鸿荃面奏“工程繁艰”，请求派熟悉河务的朝廷大臣协办。后来他和礼部尚书麟魁分别驻扎在东坝、西坝。廖鸿荃驻在西坝，冒着狂风暴雨，日夜在工地督促指挥。因为工程浩大，所需人力物力繁多，廖鸿荃不断上疏，请求增拨，有时候堵口经费接济不上，急得不能入眠。廖鸿荃写给朝廷的奏章，史称《中牟大工奏稿》，一共有厚厚的六大本。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中牟河工将要合龙的时候，忽然有一天，狂风呼啸，暴雨倾盆，黄河水暴涨，冲塌了麟魁负责的东坝工程，廖鸿荃不为自己负责的西坝安然无事进行申辩，反而上书朝廷请罪。

廖鸿荃以七品顶戴留工程效力，并被迫赔了32.2两白银的工程款。中牟堵口工程，除动用捐输钱粮之外，实际共用去正项银644万余两。所有应赔银两，分为十成，已被革除职务的麟魁、廖鸿荃一起分赔了一成，河东河道总督钟祥分赔二成，河南巡抚鄂顺安分配一成，承办坝汛的厅营共分赔六成。廖鸿荃这种替人受过的行为，有人为之惋惜，有人称赞他风格高尚。

不久，中牟堵口工程完工，共用银1259万两。被罢官的廖鸿荃回到福州，居乡赋闲期间，他常和乡老往来，也经常和曾国藩通信。

对耄耋之年的老师被革职，曾国藩深表惋惜、感慨。他在一封家书中说，这“实国家大可忧虑之事，如何如何！”

书信往来

《曾国藩全集·书信》中，收录了许多封曾国藩写给廖鸿荃的书信，由此可见两人关系的亲密。

曾国藩对廖鸿荃执弟子之礼甚恭。他在书信中是这样称呼廖鸿荃的——“门下士曾国藩顿首钰夫老夫子大人钧座”，信中的言论相当的谦卑恭顺，对老师可谓毕恭毕敬。

曾国藩在书信中经常向老师汇报湘军和太平军作战的战情，也会赠送一些银两给老师，以补贴其生活。同治元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在南昌指挥作战时写信给廖鸿荃，除了在信中汇报战情，他还在信中说：“附寄三百金，由江西省城专人送呈，伏乞察收。”同治二年（1863）十月初六日的信中，他说：“外附二百金，由江西汇寄到闽，薄申馈岁之忱，伏乞鉴存。”

曾国藩对老师的身体、生活等情况一直比较关心，当老师遇到喜事的时候，他感到高兴，多次写信给老师表示祝贺。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写给廖鸿荃的信中说：“国藩年未五十，而目光昏花，老态日臻。不审吾师近日道躬奚似，尚如庚戌、辛亥间康愉气象否？世兄近在珂里，常侍左右否？”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廖鸿荃参加朝廷举办的鹿鸣宴，他中举已经60年了。朝廷特为他加了一个荣誉性官位——太子太保。为此，曾国藩特地写信给老师表示祝贺。同治三年（1864）三月十二日，他写信给老师说：“入春以来，伏审钧侯曼福，道履康愉，纪上元甲子之年，鹿鸣重宴；表中兴耆耇之瑞，凤綍增荣。翘企绛帷，良殷抃庆。”此年六月一日是端午节，他在给老师的信件中重新提到其参加鹿鸣宴的大喜事。他说：“比值端午令节，伏审颐筵集祜，鼎阀均禧，昌阳介益寿之樽，难穷鹤算；景运启中兴之箓，瞬宴鹿鸣。翘企师门，庆祝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