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蒋介石下令由黄维指挥的12兵团从确山出发，前往淮海战场参战。部队行进到蒙城时，18军军长杨伯涛决定找个向导引路，可他却惊讶地发现整个村子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杨伯涛没有多想，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战火蔓延导致村民纷纷疏散，村子因此变得空无一人。18军的前身是整编第11师，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王牌之一。1948年7月，杨伯涛接替胡琏担任第11师的师长，胡琏则调任副司令，而杨伯涛也因此升任第18军军长。

18军装备精良，老兵众多，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大。进入淮海战场后，18军的进攻迅猛，多次突破中野的阻击。黄维看到取得了不少战果，非常得意。然而，杨伯涛心中却有些不安，他隐约觉得，自己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入解放军设下的陷阱。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他特意派遣几支侦察队前去侦查。24日傍晚，侦察队传回了消息：在通往宿县的公路上，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在活动，而且蒙城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这个消息让杨伯涛心中一沉，立刻意识到，蒋介石给12兵团的任务是突破宿县，与徐州的杜聿明会合，而此时解放军已经在通往宿县的路上布下了埋伏，等着12兵团落入陷阱。杨伯涛急忙找到黄维，提出建议：趁着共军尚未形成包围圈，赶紧带兵向固镇西南方向的铁路线靠拢，沿着八十多里路急行军，到达固镇获取后方补给。这样既能保证后勤，又能与李延年兵团汇合，再沿津浦路北上，才能确保我们的兵团不至于陷入困境。

但是，黄维认为自己兵力强大，足以抵挡中野的进攻，所以不愿轻易放弃沿宿县公路的进攻路线。杨伯涛见黄维固执己见，再次劝说，指出如果没有后方保障，大兵团作战必然无法取得成功。黄维依旧犹豫不决，甚至召集了其他三位军长开会商议，直到当晚12点才终于决定撤退，向固镇方向转移。

然而，黄维的决策并不迅速。杨伯涛回到军部后立即开始布置撤退计划，确保一切井然有序。当他准备向黄维汇报时，却得知黄维又开始犹豫了。这次的原因是85军的作战处长在传达转移命令时失踪了。黄维坚信必须先找到失踪的处长，并查明事情真相，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杨伯涛无奈，只能下令18军暂时停留，等待进一步指示。直到第二天中午，失踪的作战处长依然没有音信，而离12兵团不远的公路上，已经能看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

杨伯涛心急如焚，明白再不撤退，整个兵团就将陷入解放军的包围网。但黄维依然迟疑不决，直到25日下午4点钟，才终于下达了撤退命令。然而，由于拖延，几个宝贵的小时已经白白浪费。当中野察觉到黄维兵团的撤退意图后，立即从四面八方围堵，将12兵团困在双堆集地区。当时，中野刚从大别山转移出来，兵力和黄维兵团相当，但火力配置差距悬殊，中野的山炮、野炮和步兵炮仅有几十门，炮弹严重不足。

12月5日，解放军发起了对黄维兵团的全面进攻，杨伯涛带领部队奋力抵抗，给中野造成了不小麻烦。为了加速突破，华东野战军调动了第3、第13两个步兵纵队以及一个特种兵纵队支援。随着支援部队的加入，黄维兵团的形势愈加艰难。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15日，黄维和胡琏意识到局势已无法挽回，决定商议突围。由于18军尚有残余力量，他们决定借助18军的力量突围。黄维回忆写道：我召集了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亲自商议突围目标，并规定各部在黄昏后同时突围。命令一发出，各部纷纷开始逃命，战车营由于被解放军炮火击中停车场，开始四处乱窜，导致其他部队误解，出现混乱。

杨伯涛对此反击道：黄维和胡琏早在下午四点多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而他们自己则在后面跟随。根本没和我及覃道善沟通。在杨伯涛看来，黄维的指挥失误最终导致了兵团的覆灭，因此，他一直心存怨恨，认为黄维完全是个军事外行。

最终，黄维和杨伯涛都未能成功逃脱，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黄维试图伪装成上尉司书，但最终未能蒙混过关。杨伯涛则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在被俘后回忆道：我被带到没有顶的水中，冰冷刺骨，挣扎着爬上岸。走了不到一百公尺，便与解放军战士相遇，被带到指挥部烤火暖衣。他坦率地自报姓名和军职。 第二天，杨伯涛被押往后方，经过蒙城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空无一人的村庄如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村民们忙着推着小车，车上载满了热腾腾的饭菜和新鲜的猪肉，显然是送给前线的解放军。杨伯涛看到解放军战士与村民们和谐相处，军民之间互帮互助，有的扫院子，有的挑水，有的修缮房屋，气氛温馨而有序，令他十分震撼。杨伯涛回想自己曾在国民党效力了20年，始终没有见过如此场景。 在心中，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为何屡战屡败，因为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太远，最终必然被人民抛弃。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有在被俘虏后，才有机会看到如此场景。解放军与人民的关系远胜于国民党，这种差距是无法忽视的。他深刻反思了战败的原因，并从心底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与黄维不同，杨伯涛在改造中积极向上，并在特赦后担任文史专员，致力于国家的统一，直到2000年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