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路生

在巴彦淖尔，有个地方叫河目。河目就是河流的眼睛，黄河的眼睛。可以让人们很感性，很感性地看到时间与历史。今天，我们了，来到了这里，我们觉得，河目看到的不仅是两千多年前君子风范的遗韵，更见证了多民族在此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河流是时光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的承载者。两千多年前的君子风范，正是沿着这条漫漫长路孕育而生。在历史的回响中，今日的巴彦淖尔被誉为“西部铜都”，而铜，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元素，曾在远古时期深刻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战国时期被赵国吞并的中山国，在多数人印象中，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小国，因城（中山城）中有山而得名。其建立者为中山武公。中山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长期与晋国等中原诸侯交战，一度被中原国家视为心腹大患。历史上曾发生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等事件。后来，魏文侯派遣大将乐羊、吴起率军，经过三年苦战，于公元前407年占领中山国。中山桓公后来成功复国，国力达到鼎盛，拥有战车九千乘，但最终仍被赵国所灭。中山国的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414年至前296年。

如今，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时期还存在“第八雄”——即中山国。《战国策》以兵车数量衡量诸侯国规模：“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中山国便是这样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因其战车数量略少，被列为“第八”，在历史长河中曾长期默默无闻。

据考证，中山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石家庄大部、保定南部和衡水西部，南北跨度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军力方面，拥有约千辆战车和数万兵力。早期配置为1000辆战车、1.5万半职业军人和10万民兵；鼎盛时期增至2250辆战车、2.25万半职业军人和22.5万民兵。中山国实行农牧并存的经济模式，地狭人稠，手工业尤为发达。其工匠制作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工艺品，在造型与工艺上均达到极高水准，被郭沫若誉为“艺术的民族”。

上三汲乡，今属平山县下辖乡，地处县境东部，为古中山国都城所在地。都城遗址属于国家级文物遗址，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闻名中外的中山王墓地也位于此，出土文物达19000余件。

1974年，上三汲乡（公社）农民在两座大土堆取土时，挖出一些盆罐碎片。村民将碎片收集起来，但并未意识到这些土堆实为墓葬封土。文物局工作人员孟浩见到后拍摄了照片，回单位研究这些土堆是否为墓葬封土。他反复观察照片时，同事刘来成出差归来，看到照片上土堆的规模，不禁感叹其气势恢宏。巧合的是，另有同事从该地带回几件村民挖出的战国时期铜套杯、铁带钩等文物。

刘来成等人立刻意识到事情重大，随即赶赴现场。此时村民已挖出墓道口。他们目测土堆直径约90多米，推测其下或有王族墓室，而该地正是史籍所载中山国灭亡前的最后都城——古灵寿城的核心区域。城址北靠东灵山与牛山，南临滹沱河，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

刘来成等人与公社负责人协调现场保护，随后返回文物局汇报。这大约发生在当年3月至5月间。因当时人手不足，不具备发掘条件，正式发掘延至11月才开始。刘来成后来回忆，正式考古时，有村民端来一簸箕玉器碎片，询问能否因此受到国家表彰。刘来成说：“我们看着那一簸箕碎玉，心都在疼……玉器出土前的位置与排列已被破坏，许多原始考古信息永远消失了……”（李冬云《刘来成揭秘古中山国考古：唤醒沉睡的神秘古国》，河北日报，2016年12月29日）

考古人员一铲一铲向下挖掘，一点一点追寻历史痕迹，直至次年3月，仍未取得重大发现。他们将墓地编号为1至6号，虽然在3、4、5号墓出土多件玉器、车马器与铜器，但墓主身份仍不明确。在发掘6号墓时，考古人员颇感失望，因墓室屡遭盗扰，几乎被盗空。然而，当他们转向外围勘探，却意外发现了中山国一种特殊的墓葬习俗。

该墓呈“中”字形，墓室分东西两侧。中山国人并不将所有陪葬品置于墓室，而是在墓室两侧分设陪葬库，且陪葬库不与墓室直接相连，这是古中山国独有的墓室结构。随着一件件精美文物出土，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连传来。同时，考古人员借鉴前几处墓葬的发掘经验，对形制规模最大的1号墓展开清理。

与6号墓相同，1号墓也设有陪葬库，并因“中”字形结构幸免于盗，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山王刻铭铜方壶。通过铭文，考古人员最终确认1号墓主为中山王“厝”，并理清了中山王室的谱系。刻铭铜方壶与同地出土的中山王鼎、中山王圆壶，被合称为“中山三器”。

“三器”总铭文字数达1123字，信息极为丰富。专家将其制成拓片，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提供了关键史料。例如：前文提及，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听信厝毛寿等人建议，将王位让予老臣相邦子之，引发政治动荡。齐宣王趁机伐燕，“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据中山王壶与中山王鼎铭文记载，当时中山国也参与了伐燕之战，并占领燕国大片疆土。燕昭王即位第三年，中山王命相邦司马赒选用从燕国掠夺的上等铜料，铸造中山王铜方壶，以纪念对燕战争的胜利。中山国与齐国联合伐燕之事，史书未载，而中山王方壶等器的出土，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与“三器”同出的还有许多精美文物，令专家赞叹不已。刘来成评价：“它们艺术基调洒脱奔放，不似中原常见器物那样中规中矩，这反映了古中山国先民作为北方民族的独特气质。”例如：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为战国时期家具构件，长51厘米。猛虎身躯浑圆、毛色斑斓，弓身右曲，三足踏地，一爪腾空，正将捕捉的小鹿送入巨口。虎之凶猛与鹿之柔弱形成强烈对比。

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案面已朽，仅存案座，边长47.5厘米。底座为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四龙四凤交织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承托斗拱，双尾盘环反勾龙角；四凤双翅聚于中央形成半球，凤头自龙尾纠结处探出。此器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工艺于一体，复杂精巧，堪称极致。该文物于2011年被评为河北省博物馆新馆“十大珍宝”之一，并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翻模复制的文物。

正因如此，中山国人被称为“用金银勾勒出艺术的民族”。河北省博物院大门前的“双翼神兽”形象，便源自中山国文物。

中山王墓地的出土文物，还向今人提出了一个命题：北方汉人的祖先究竟是谁？河北素称“燕赵之地”，又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说，故河北人亦被称为“燕赵之士”。今天，燕赵之士理所当然被视为汉人，然而面对中山王墓地，其源流风景却或多或少与中山国人相交叠。

中山国前身为北狄鲜虞部落，属白狄一支，最早活动于陕北绥德一带，后逐渐迁至太行山区。鲜虞为姬姓，长期与晋国交战，分布于今河北境内，以平山为中心，于春秋末年建立中山国。他们同样是汉族先民的一部分，却在后世被误读为“少数民族”。原因在于周朝将遵守周礼的地区称为“夏”，其民为“华”，不守周礼者则被称为蛮、夷、戎、狄——南方称蛮，东方称夷，西方为戎，北方为狄。鲜虞因不守周礼，被划为狄，归入蛮夷。中山国实为白狄所建鲜虞国的延续。

现在，让我们端详中山王墓地出土的文物。它们虽带有“北方民族的独特气质”，但谁又能说那不是中华民族早期形成的样貌？特别是出土铭文采用的“中山篆”，行文流畅，字形精美，风格独特，堪称中国古文字中的精品，其魅力倾倒了无数书法与篆刻爱好者……此时，我们还能简单视其为少数民族、是蛮夷吗？传统认知在此受到挑战。

在中山王6号墓西侧陪葬库出土的银首男俑铜灯，塑造了一位身穿斜领右衽长衣、宽袖低垂、头梳战国中原发髻的男子形象，这是典型的中原装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正是对中山国工匠技艺与工艺品的赞美。

文化方面，中山国建立后，鲜虞部落逐渐与汉文化融合。其音乐舞蹈既保留游牧民族的剽悍雄健，又吸收华夏艺术的柔和婉丽，阳刚与阴柔并存，形成独特的中山艺术风格。思想方面，“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接受儒家文化，国君尊贤重士，在政治活动中充分发挥士人作用，取得相当成就。平山出土铜器铭文中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这些都是后世历史对中山国的忽略。而今天，面对中山国墓葬出土的精美铜器，我们不应忽视河套地区的一处要地——霍各乞矿区。

该矿位于内蒙古狼山地区南部，属乌拉特后旗管辖，是狼山有色金属成矿带上的一处大型矿床，其东南还有东升庙、炭窑口等大型铜多金属矿床。矿区地处华北地台北缘、内蒙古地轴西端边缘坳陷带的狼山成矿带。因区域构造特殊，地层出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构造复杂，矿产丰富。此地开采历史已达数千年，正是因其存在，巴彦淖尔赢得了“草原铜都”的美誉。

“霍各乞”为蒙语，意为“绿色的山头”。在巴彦淖尔河套博物馆，专家复原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开采与冶炼铜矿的过程。

景观中，矿区山头呈绿色，并非因植被覆盖，而是山体富含铜元素，氧化后产生铜绿，使山体呈现绿色。随后展示的是古代青铜器冶炼全过程：工人先将矿石采运至冶炼基地，用石锤进行初次粉碎，再用臼杵二次粉碎，得到细矿砂。接着进行鼓风冶炼，使矿石熔为铜水。一名工人正用坩埚盛取铜水，准备注入埋于地下的陶范。待铜水冷却凝固，打开陶范，便得青铜器雏形。但工序未止——以当时生产力，刚出范的器物仍显粗糙，需二次打磨加工，场景中也再现了打磨过程。

这些场景中还有匈奴王召集部下商议开矿与加工的画面，虽属虚构，却令人联想到汉代古籍中的相关记载。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赴汉请求和亲，汉元帝将王昭君赐予他。呼韩邪十分欣喜，提出愿保边境安宁，并请汉朝撤除边防与守塞官兵。汉元帝交官员讨论，多数认为可允，但熟悉边事的郎中侯应认为不可。汉元帝问其缘由，侯应答：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侵扰边境；汉兴之后，尤受其害。臣闻北方边塞东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是冒顿单于据此制造弓矢、出而为寇的苑囿。至孝武皇帝时，出兵征伐，夺取此地，将匈奴逐至漠北，于此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守卫，边境方得稍安。

漠北地平，草木稀少，多为大漠，匈奴来犯无所隐蔽；边塞以南则深谷纵横，往来困难。边地长老言：“匈奴失阴山后，每过其地未尝不哭！”若撤守塞吏卒，是示夷狄以大利，此其一不可。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叩首称臣。然夷狄之性，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使然。前已撤外城、省亭隧，仅留候望、通烽火之备。古人安不忘危，边防不可再撤……

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用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才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

侯应这段话，不仅揭示汉匈之间的不信任，也印证了一个史实：当时占据河套的匈奴已掌握冶金技术（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

今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霍各乞矿区，曾是匈奴的铜冶炼场。传统正史记载，中原冶金工业兴起时，阴山一带仍是游牧民族统治之地；但霍各乞矿区的发现说明，至少匈奴控制河套时期，他们已掌握炼铜技术，并开采当地铜矿进行冶炼。

中国境内的青铜器分为南北两大体系：南方系以中原为代表，多作为礼器出现；北方草原青铜器则多为兵器，其重要代表地区之一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与巴彦淖尔仅一河之隔。当时，阴山下的游牧武装一次次南下扩展牧场、侵扰中原，必先占据鄂尔多斯草原。

如今，静置于博物馆柔和灯光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生动再现了2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北方草原的部族征战、原始崇拜、动物驯化与丧葬习俗，代表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巴彦淖尔境内出土的青铜器，更是当时“巴彦淖尔人”智慧与艺术的结晶。

透过这枝异彩纷呈的奇葩，我们不仅对阴山南北游牧文明有了新认识，也对古老多元的中华文明有了更完整的感悟——这是草原先民留下的文化积淀。

一个关键问题是：鄂尔多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但当地并未发现大规模铜矿开采与冶炼遗址，这些“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原料从何而来？观察鄂尔多斯与巴彦淖尔的地理格局可知，鄂尔多斯青铜器铸造所需原料，很可能通过与周边地区以物易物获得，而其南、东、西三面均无富铜区。

霍各乞古铜矿开采与冶炼遗址，为研究铜矿开采起始时代及其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关系提供了线索——作为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青铜器冶炼基地，霍各乞所产青铜器品类丰富，包括车马具、装饰品、兵器、生活用具等。久负盛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其实也产自这里。霍各乞古铜矿遗址足以解答草原青铜器原料来源与制作之谜。

现今，蒙古学者对漠北匈奴墓葬的发掘出土大量中原器物，证明汉匈之间物资交换规模庞大且频繁。出土的中原文物包括铁器、铜器、陶器、木器、石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与丝织品，涵盖日常与生产用具。这些墓葬同时也说明，匈奴自身具备制造铜器的能力。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约50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铜环等，距今约4300–4100年。这足以说明，冶铜术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霍各乞古铜矿遗址在此过程中应被清楚认知，而中山国墓地精美铜器的出现，也表明冶铜术自河套地区向东传播的路径。

古代的中山国，今天的鄂尔多斯与巴彦淖尔，就这样成为战国时期秦与赵的“对碰”舞台，让铜成为大地赐予人类的厚礼。对这种馈赠的利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开始闪烁金属光辉，历史底色由此变得厚重而坚硬。那些沉淀在时光中的影像，凝结了人类智慧与审美的高度，也映照出民族融合的血脉相连。

铜，如此装点了我们的历史，以其青铜品格，掷地有声。需特别强调的是与中山国墓地相伴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约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它于上三汲乡南七汲村西南田野中被农民发现，后被运回家中作凳子使用。1974年，由河北省考古队移至中七汲村第四发掘队保存，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该刻石为一天然河光石，属碣类，长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上刻2行共19字（一说20字），记录了监管园陵的官员对后人的告示。大约刻于中山王厝去世至中山国灭亡前十几年间（前310–前296年），是负责国王池囿渔猎的公乘得与守陵旧将曼为敬告后贤所刻。

书法方面，其结字长方，转折方圆并用，字间行距疏密自然，似未经书丹直接镌刻，充满质朴天趣。考古学者认为，《公乘得守丘刻石》结字具有晋系中山国的特有风格，比中山王三器文字更随意自然，笔力贯通始终。线条刻于坚石，留下刀石相抗的痕迹，可看出行进中的阻力、停顿后的微调，以及因用力过度而拉长的笔画，将力量与节奏表露无遗，绝非轻快飘逸的墨书线条所能比拟。但更引人入胜的是刻石内容。它是公元前310至前296年间，监管国王渔猎的公乘得与守陵旧将曼，为敬告后贤所刻。大意是：“小臣公乘德，忠诚守护国王园囿，为王捕鱼。王逝后，他与旧将曼共同守陵。如今岁月流逝，我已年老，特此刻石，以告后人。”译为现代白话，可理解为：

我们是王的专业渔夫——公乘得与旧将曼，今受命守护王陵。致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

这是一场穿越两千三百年的深情凝望。刻石上的每一道笔画，青铜器上的每一缕纹路，都仿佛是古人伸向未来的指尖，轻触我们的心灵。黄河之水承载着这份跨越千年的嘱托，将古人的坚守与我们的追寻融汇在同一片土地。这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文明的接力——那些深埋的青铜与默立的刻石，无声地诉说着：我们从未被时间隔断，而是在这滚滚流淌的河水中，彼此认出，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