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逐渐得到重视，政府决定从各大野战军中抽调一批兵团级干部担任外交大使。二野的阎红彦被提名为其中一员。当他得知这个决定后，立刻找到了刘邓首长，表达了自己不适合从事外交工作，希望能够继续留在部队。

阎红彦出身陕北红军，深受红军时期的影响，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在军事岗位上工作，担任过军长等重要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留在了陕甘宁边区，战后被派往刘邓领导下担任第三纵队的副司令员，之后又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负责具体的军政事务。渡江战役前，他被任命为第三兵团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跟随部队渡江，一路向大西南挺进，执行解放川东的任务。川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重庆军管会副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川东行署主任，开始转向地方工作。

上级提议让他担任大使，是因为他的职务背景和沟通能力，既能文能武，适合外交工作。然而，阎红彦认为，外交工作涉及太多复杂的事务，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担心不适合这项职务，于是向上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终由黄镇接替了他的位置。

虽然未能担任外交职务，阎红彦的工作重心依然转向了地方治理。在解放初期，四川局势十分复杂，首要任务是剿匪、征粮和组织生产等。那时，四川一分为四，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区域，直到1952年，四川才恢复了原有的省级体制。阎红彦成为了四川省副省长兼重庆第一书记，同时还兼任军队职务，开始处理地方的各种事务。他分管财经、政法等工作，主导四川省的建设和治理，整整7年时间，他在四川的工作影响深远。

1959年，随着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阎红彦的职务也发生了变化。罗瑞卿不再担任公安部长，改任总参谋长，云南的第一书记谢富治接替了公安部长职务，导致云南省的地方职务空缺。阎红彦被调往云南，担任省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面对这次调整，阎红彦感到不太合适，并且在特殊时期，他向老首长邓小平请示，希望能够解释自己的顾虑。邓小平告诉他，要从实际出发，如何做好工作就怎么做。于是，阎红彦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在云南工作了长达7年。

在云南的这段时间里，阎红彦继续发挥他的领导才能，推动了当地的建设与发展。尽管身处复杂的局势中，他的决策和行动始终基于实际需要，确保了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