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的初期，晋察冀军区的处境极为艰难。1946年夏秋，大同久攻不下，紧接着又相继失去了承德、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形势一度岌岌可危。

到了1947年初，蒋介石甚至放言：“关内的‘土匪’有四股，分别是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如今聂、贺已无大能为，只要陈、刘这两股被消灭，中原局势便可安定。”

《萧克回忆录》记载，当时晋察冀部队撤出张家口后，“组织一片混乱”，部队和地方干部情绪低落，有的甚至埋怨不断。可以说，军心涣散，士气低迷，如果放任不管，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局势。朱总司令没有一味指责，而是先肯定了晋察冀部队的努力。随后，他深入听取纵队、旅、团级干部的意见，总结出了失败的根源：

首先，初战目标过高，选择硬攻大同，导致久攻不下，损耗严重。罗瑞卿事后感慨，当初就不该“一上来就碰硬钉子”，而萧克也承认，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这是一着失策。

其次，战术没有及时转变。抗战时期的游击战打法并不适合解放战争新阶段，结果导致部队准备不足、机动性差，没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再次，部队缺乏对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训练不足，战斗力未能有效释放。

此外，野战军内部出现了“令出多门”的问题，下级不知所从，导致指挥混乱。同时，后勤体系庞杂低效，号称十二万人的野战军，真正能出征的只有七万人。

朱德深刻分析后，提出了两项关键措施：一是重建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二是精简后方，保障前线作战需要。

1947年5月31日，朱德上报中央，建议由杨得志出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耿飚任参谋长。这样的人事安排既考虑了军事能力，也兼顾了干部之间的感情与默契。

杨得志曾是红一团团长，战功卓著，长征时与杨成武、耿飚并肩作战，配合默契。而罗瑞卿与他们也有深厚的革命友谊。这一组合经过聂荣臻、萧克等人同意，最终获得中央批准。

与此同时，晋察冀野战军内部也做了配套调整：陈正湘接任2纵司令员，郑维山接任3纵司令员，曾思玉升任4纵司令员。萧克则回到军区，统一负责军区事务，赵尔陆、黄敬分管后勤，确保野战军专心作战。

一系列调整后，晋察冀军区焕然一新，部队士气高涨。

机会很快到来。1947年9月，晋察冀野战军打响了大清河北战斗，随即发展成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一举歼敌1.7万人，扭转了华北战局。11月，又攻克石家庄，全歼守军并俘虏师长，从而打通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

短短不到一年，晋察冀部队从混乱低迷走向重振雄风，成为威震华北的劲旅。这一切，与朱德在组织、人事、战术、思想和后勤上的全面调整密不可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军队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科学的组织与清晰的战略，才能在逆境中迎来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