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记载：“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其中，所谓“东邻”是指纣王商人，“西邻”是指姬昌周人，问题是“禴（yuè）祭”是什么意思呢？

对此，秦汉以来的解释认为禴祭为“薄祭”，因为“文王俭以恤民”而崇德，祭祀时不注重外在形式，不使用贵重的“牛牲”，而使用“豕牲”，于是认为“故既济九五，不如西邻之禴祭，九五坎为豕，然则禴用豕而已”，就是虽然商人祭品贵重，但效果不如周人诚信诚德的薄祭。

《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克商之后，庆典祭祀仪式上“籥人”（禴通籥、龠，其中禴的偏旁示为祭台）专职负责“籥祭”参与国家祀典，甚至其中还有“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总之，世俘显示禴祭是周人极其重要的一种祭祀方式。

因为“禴祭”的重要地位，又因周人崇德薄祭，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观点，即以王国维为代表提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观点，就是周人废除商朝制度、重新建立新的制度，强调两者之间传承不多，或者说废大于继承。

但问题是：弃旧立新的观点，却与孔子观点相悖，因为孔子明确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强调的是商周制度“虽有小异，实属大同”，两者之间传承没有断绝，那么商周制度究竟怎么，孔子正确、还是王国维正确呢？对此，甲骨文中的“禴祭”就已经给出了回答。

古中的禴为一种乐器

按照秦汉之后古人解释，禴祭属于礿祭的别称，两者属于同一种祭祀。比如，汉朝王充《论衡·祀义》中说“ 纣杀牛祭，不致其礼；文王礿祭，竭尽其敬”，描述的就是“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只不过将其中的“禴祭”换成了“礿祭”。

所谓“礿祭”，是古代宗庙的祭名，属于“时祭”，祭祀时间有春季、夏季等不同的说法。因为祭祀时间固定于或春或夏的缘故，当时物产不多，于是只能使用薄物祭祀。同时“礿”读音也为“yuè”，与“禴”读音一样。

问题在于：两者到底是不是同一种祭祀呢？其实，古书对禴与礿的记载表明，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祭祀方式。

许慎《说文解字·龠部》记载：“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仑（见下图）。”还有，《乐书》记载：“古之人始作乐器，而苇龠居其先焉。震为六子之首，龠为众乐之先。”总之，古书中的“龠”是一种管乐，至于直吹还是横吹难以考证。

与之通假的“籥”，史书也明确记载为乐器，比如礼记中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诗经中说“籥舞笙鼓”，孟子中说“管籥之音”等。“禴”与“籥”、“龠”通假，旁边多了一个“示”字部，相当于在祭台旁奏“龠”。至于“礿”，古人也不知道文字来源，但汉代郑玄考据，该祭礼与农作物初熟相关。

也就是说，禴祭之“禴”是一种管状乐器，禴祭应与音乐相关，而礿祭属于固定时间的“时祭”，没有证据表明其与音乐相关，且音乐与时节没有固定联系的必然性。禴祭或因注重音乐而减少祭祀牺牲，最终表现出“薄祭”，但只是“可能”，因此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祭祀方式，更重要的是甲骨文证明古人混淆了彼此。

甲骨文推翻传统认知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辛六年，“西伯初禴于毕”。其中之“初”，指姬昌首次使用“禴祭”，是在“毕”这个地方。那么，“禴祭”是不是姬昌或周人发明的呢？答案当然不是，因为甲骨文中早已有了禴祭，且还有礿祭。

首先，甲骨文中的“龠”，是编管乐器的象形，比如学者徐中舒指出“卜辞用为祭名，盖用乐以祭也，后世增示作禴。”除了徐中舒，郭沫若、董作宾等都认为是管乐。没有找到“龠”的适合图片，下图不像，应是排箫类的，甲骨文“龠”正常写法比上文西周“仑”字多了三“口”。

其次，甲骨文中多处使用“龠祭”，比如“戊戍卜，口贞:王宾仲丁彡龠，亡旧。十月。一”。其中“彡龠”，董作宾考证认为是“彡为鼓乐之祀”。

第三，学者夏虞南的“以“禴祭”为中心看殷周礼制转向”论文，对比了“世俘”中“禴祭”与商朝“龠祭”，指出武王克商所用之“禴祭”：“无论是时间规律还是礼仪形式上皆与卜辞所见‘龠’、‘彡龠’相同”。综合考证周朝禴祭之礼后指出：“以‘禴祭’为代表的周初礼仪，几乎全盘继承殷人祭祖礼仪的名称。”

当然，随着周朝统治的稳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商周认识的差别，周朝最终在商朝制度上发展出了一套礼乐制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周因于殷礼，所损益”。比如，商朝人祭、厚祀的传统被慢慢淡化了。

除了“禴祭”之外，甲骨文中也有“礿祭”，学者张俊成《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商周礿祭》论文已有详细研究，指出“礿祭”是在宗庙内祭祀，对象是先王先公等，祭品非常丰厚，没有确定的时间，但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这就推翻了郑玄的商代“春祭曰礿”。西周金文显示，当时对商朝“礿祭”依然有所继承，真正固定变成四时祭祀之一的是在战国时代。总之，禴祭与礿祭本是两种祭祀，的确是秦汉之后古人将之混淆了。

因此，从禴祭来看，孔子所说的“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是正确的，周朝的确继承了商朝制度，即周承商制，而不是简单的弃旧立新。我们说中华文明没有断绝，这些也是铁证之一。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谈：

首先，禴祭本质上是一种乐祭，而从周初开始就非常重视禴祭，比如“用籥于天位”，可见周朝礼乐制度之“乐”，显然与之相关，应是对商朝禴祭的继承和发展。相比商朝，周朝更注重音乐通神，所以考古也发现很多青铜乐器。

其次，上文孔子所说的话，其实还有更厉害的下半句，即“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一世30年，百世3000年），可知也。”也就是说，孔子了解中华文明特性，知道中华文明不会断绝，虽过3000年，虽周朝或已不在，但新王朝会“有损益”的继承下去。如今事实证明，孔子所言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