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表现出愿意“联共抗日”的姿态，但他内心对中国共产党仍旧保持着深深的敌意。他在公开场合无法直接表现出反对态度，于是只能暗地里寻找机会，竭力想把“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处于国共合作纽带角色的张学良，便被蒋介石当成第一颗棋子，被用来作为向共产党“开刀”的借口。

在张学良被拘禁后，蒋介石并未立即对其严惩，而是以利诱相逼。他对张学良许下条件：“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我立刻放你自由。第一，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中共的阴谋与诡计；第二，交出那封九一八事变前的密电；第三，远走海外，从此永不回国。”然而，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张学良最终没有答应这些条件，也没有成为蒋介石手中的“替罪羔羊”。

蒋介石为何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张学良又为何甘愿放弃自由？要理解这一切，需要回溯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当时，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不断挑衅中国的底线。就在1931年之前，蒋介石曾秘密与日本方面达成某种协议。1927年，他以个人名义访问日本，除寻求在“反共”方面获得日方支持外，还达成了某种模糊的“圆满谅解”。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承认日本在伪满洲的权益。蒋介石虽然没有当场完全同意，但他以暧昧的言辞回应，表示会“考虑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助长了日本人进一步侵华的野心。

随着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日军希望东北因此陷入混乱，从而加速进军。然而，张学良选择“改旗易帜”，使他们的算盘一度落空。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虽曾是纨绔子弟，但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依附蒋介石，以保存东北军力量。蒋介石承诺给他东三省高度自治，而张学良也坦言，与其与日本妥协，不如与蒋合作共同抵抗。只可惜，蒋介石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驱逐日本，而是维护自己的中央权威。

1931年的东北局势不断恶化。先有“万宝山事件”，后有“中村事件”。尤其是后者，直接揭露了日本收集军事情报、准备入侵的阴谋。张学良虽然下令处决中村一行，但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又要求严格保密。然而，日本却借机大肆渲染，挑起事端。最终，九一八事变于1931年9月18日爆发。日军炮轰北大营，趁机全面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却依然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求张学良撤兵，听候国联调停。

实际上，东北军装备精良，军工厂中仍存有大量飞机与大炮。如果当时立即抵抗，日本的侵略行动并不会如此顺利。但由于蒋介石的指令，以及张学良自身的犹豫，东北最终在极短时间内沦陷，国人陷入苦难。蒋、张两人因此遭到后世普遍批评。

之后的数年，张学良在蒋的安排下被迫参与“围剿”红军，频频受挫。他逐渐意识到，蒋介石意图利用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从而坐收渔翁之利。这种清醒促使他最终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希望以兵谏方式逼迫蒋抗日。此举虽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却也断送了他自己的自由。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耿耿于怀。他提出的“三个条件”，表面上是赎回自由的机会，实则是羞辱与打压。若张学良承认中共“蛊惑”，不仅可以转移责任，还能抹黑共产党在抗日中的正面形象。而收回“不抵抗密电”，则是想保全蒋介石的历史形象，避免背负“卖国”的骂名。

然而，张学良拒绝了。他明确表示：“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他深知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力量，也不愿因一己之私背叛民族。他宁可接受囚禁，也不出卖信念。此后，他在蒋的严密看管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生活虽然无忧，却始终被剥夺自由。直到1990年，风烛残年的张学良才终于恢复自由，但他已是白发苍苍，只能在海外度过余生。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从风华正茂的少帅，到孤独迟暮的老人，他的抉择与抗争，既是个人命运的曲折，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段悲壮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