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在昆明发动了著名的“五华山事变”。他将云南省主席龙云从其主政地位上直接赶下台，并采用强行调动的方式，将龙云所领导的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滇军第60军184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直接调往寒冷的东北战场。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调动，所有滇军的官兵都感到非常愤怒与不满。

此时，负责东北军事的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正是“五华山事变”的关键人物。正是在他掌控的时机下，他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机会，亲率十万中央军冲入昆明，将龙云和其省政府团团围困在五华山。龙云在压力下最终被迫同意远赴重庆，接受虚职的军事参议院职位。随着第184师被调入杜聿明麾下，双方关系自然紧张。杜聿明对这些滇军保持高度警惕，于是派出两名少将和几十名特务，以“特派员”及“联络官”的名义驻扎在184师师部，严密监视该师的每一个动向。

第184师不仅面临杜聿明的严密监控，其3个团还被拆散，分布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多个地方，这些地方的中央军部队被安排为后方警戒。滇军官兵对此非常反感，心中愤懑。1946年5月25日，我军集结了第4纵队、辽东第10师、第11师等部，迅速攻占了鞍山、大石桥等地。第184师损失了两个团，只剩下师部和第552团坚守海城，眼看着部队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此时，杜聿明却向其下发了一道命令：“184师一个人也不准突围，不准后退，要死守到最后，违令者严惩不贷。”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潘朔端等师领导人心灰意冷，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最后，184师选择了通电起义，成为东北战场上首支成建制起义的部队。这一举动不仅震惊了国民党军，也给蒋介石和杜聿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急需兵力，杜聿明迅速做出反应，决定在营口港重新组建第184师。为了防止类似的起义事件再次发生，杜聿明亲自负责挑选了梁鸿基担任师部政工主任，并指派了各团团长、营长甚至连长，这些人全由他亲自安置，并且各营、连之间可以直接沟通，甚至通过电报将情况报告给杜聿明。

新组建的184师很快完成了整训，并于1947年3月调至梅河口，那里是四平街至通化、沈阳至吉林的交汇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梅河口很快便遭到了我军的围攻，至5月时，外围阵地几乎全失。到此时，184师仅剩下两个团，但驻扎在附近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却始终不予干预，任由第184师的阵地越来越小，兵力也越来越少，最终只剩下少数据点勉强维持。尽管该师师长陈开文下令烧毁通讯设备和密码本，并藏匿在一个碉堡中，但在全城解放时，仍然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仅剩的两位团长张秉昌、曾邦本等5000余人。尽管杜聿明亲自挑选的营长、连长们尽力尝试挽救，然而这些措施仍未能阻止184师7000余人最终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