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五人组的成员——萧何、曹参、夏侯婴、刘邦、樊哙，在当时的沛县中各有各的角色。萧何在这个团体中担任的官职最高，曹参和萧何的名声也相对更好，而刘邦和樊哙，则更像是沛县街头巷尾的小混混。然而，尽管身份地位悬殊，这五人之间的关系却异常密切，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

刘邦最初担任的是亭长职务，曹参则是一个负责管理监狱的小吏，而萧何则在沛县担任主吏掾，是刘邦和曹参的上司。萧何与刘邦的关系尤为亲密，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刘邦，然而，刘邦后来成为皇帝时，对萧何从未怀恨在心。正是因为彼此间深厚的友情，萧何才敢这样直言。虽然萧何表面上如此言辞犀利，事实上，他在刘邦起事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举族全力支持刘邦，甚至在刘邦赴咸阳公干时，其他人送了三匹马，而萧何则送了五匹。这些事刘邦成为皇帝后提及，并成为封赏萧何的理由之一，实际上萧何对刘邦的支持远不止这些。

曹参虽没有萧何那般显赫的帮助，但毕竟是位小吏，能为刘邦提供的帮助相较于萧何要少得多。然而，即便如此，这五人组依然具备了决定沛县局势的能力。随着刘邦起事，萧何负责后勤保障，曹参则迅速转为战斗力强大的将领，成为刘邦手下的得力战将。随着战事的推进，萧何和曹参之间因职能不同，渐渐产生了分歧，尤其在功劳的分配上，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在分封诸侯时，刘邦与张良讨论时，张良提醒他要小心这些好兄弟间的竞争。刘邦感到紧张，最后采纳张良的建议，封了自己最不喜的雍齿为什方侯，而雍齿的后代，也最终在蜀汉时期发动反叛，证明刘邦的做法并非无的放矢。对于武将们的心情，刘邦给出了解释，他表示萧何是全力支持自己的人，而其他武将则只是派出了部分人来帮忙，显然，刘邦已经为萧何和曹参之间的分歧做出了判断。尽管武将们不满，但刘邦以萧何在整个起义中的核心作用为理由，成功平息了这一争议。

不过，曹参并不甘心失败，他反击时试图将自己与萧何进行对比，而萧何方面也做出了回应。关内侯鄂君站出来为萧何辩护，将攻城之功和安邦治国之功进行了对比，最终反击了曹参。刘邦完全站在萧何一边，关内侯鄂君因此得封为安平侯，充分显现出刘邦偏向文官的倾向。最终，萧何获得了不需要跪拜的特权，甚至被赐予了佩剑和履上殿的荣誉，而曹参则被迫离开了长安，被派往齐地辅助刘肥。此时，萧何与曹参的关系彻底破裂，曹参几乎彻底失败。

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道：“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却。”从朋友变成对手，无疑是痛苦的经历。如果仅止于此，萧何和曹参也许不会被视为伟大的贤相。然而，刘邦去世后，汉惠帝即位，权力掌握在吕后手中，虽然刘邦曾明确指示萧何死后由曹参继位，但是否能顺利继位，仍取决于吕后的决定。

萧何与吕后的合作，始于他们共同策划诛杀韩信。吕后对萧何极为信任。当曹参听闻萧何去世的消息时，他表示自己肯定会接替萧何的位置，这或许与萧何的力荐有关。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证实了这一点，称“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表明萧何在曹参的任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参继任后，并未表现出新的强硬手段，反而承认自己不如萧何。在一次与汉惠帝的对话中，曹参问皇帝自己和萧何相比如何，汉惠帝的回答很明确：“你似乎不如萧何。”曹参没有生气，反而表现出极大的胸怀，承认自己确实不如萧何。这一幕显示了曹参超乎常人的勇气与胸怀，虽然他和萧何曾有过矛盾，但最终还是为了大局，选择了忍让。曹参没有选择通过自己的施政来证明自己比萧何更强，而是默默遵循萧何当初的规矩，甚至为此与自己的儿子发生冲突，保持了萧何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尊严，更是为了大局。

这一切，都展现了萧何与曹参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他们的“大局观”。这不仅是个人的得失，而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宽广视野。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能有如此高瞻远瞩的眼光，的确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