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9月，天地会的勇猛将领罗大纲在策划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略后，率兵悄然发动了对永安（位于广西梧州蒙山县）的一次突袭。凭借着出其不意的攻势，罗大纲顺利占领了这座小城，这一胜利标志着太平军的首次城市占领。毫无疑问，这为之后的战役奠定了基础，太平天国的军势初露锋芒。

到了1852年4月，罗大纲再次带领2000精兵充当前锋，成功击败了安徽绿营的古苏冲，撕开了清军的防线。大部队紧随其后，攻占了清军防守薄弱的永安，并将之完全占领。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永安不过是一个偏僻小城，但它却成为了太平军暂时的驻扎地，且一住便是7个月之久。对比洪秀全的宏大战略目标——北上推翻清朝、争夺中原、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国”，显然永安的战略意义不大。

永安虽然被太平军控制了长达七个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座城市并不适合长时间驻军。首先，它的资源供应有限，无法为大规模的军队提供足够的补给。更重要的是，若被敌军围困，这里便成为了一个死地。因此，李秀成曾言，若非罗大纲从清军手中夺取粮草和弹药，太平天国或许在永安便已经覆灭。

然而，尽管如此，洪秀全却依旧选择在永安驻扎7个月，这显然是出于一些不得已的考虑。要知道，凭借太平军的强大战力，突破清军防线并不难，压力也不大。尤其是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几乎屡战屡胜，清军的八旗和绿营兵早已损失殆尽，他们已经不敢正面与太平军展开激烈厮杀，想要突围并非不可能。然而，洪秀全却偏偏选择留下，这其中的关键，并非战术问题，而是权力分配的困局。

与黄巢、朱元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领袖不同，洪秀全从未真正掌握最高的权力。尽管他被推崇为“天王”，但实际领导工作多由其他人主导。在起义的初期，洪秀全曾在遭遇失败后回到广东家乡，甚至一度中止了对起义的直接领导，转而研究基督教经典，而冯云山则深入到起义的腹地，靠着一己之力发展了大批信徒，成为了金田起义的重要支持力量。

冯云山提出了“军师负责制”，在这一体制下，洪秀全作为象征性领导者，实际的指挥大权落在了冯云山手中。两人之间的合作初期并未产生矛盾，冯云山仍然忠诚于洪秀全。然而，随着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崛起，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洪秀全不仅未能像其他起义领袖那样全力掌控局势，反而屡屡陷入了内部权力斗争。

1851年，冯云山因强制拆毁寺庙而被捕入狱，洪秀全虽然试图营救，却因力量有限未能成功。此时，杨秀清凭借“神职”身份，利用上帝名义稳住了大批信徒的心，最终救出了冯云山。萧朝贵也效仿此法，迅速通过“天兄下凡”的手段，崭露头角，逐渐掌握了大量支持者，形成了强大的个人影响力。

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洪秀全的权力局限性逐渐暴露。二人分别代表了宗教的神圣性和军事的力量，他们在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了一个权力的双重结构。这种局面让洪秀全在战略决策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尤其是在1851年萧朝贵受伤后，杨秀清趁机加大了对权力的争夺，通过册封等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尽管如此，洪秀全也并未完全放弃抵抗，他通过设立自己的亲信将领，如韦昌辉、石达开等，来形成对杨秀清的制衡力量。这些忠诚的将领帮助洪秀全保持了一定的权力平衡，尽管杨秀清在名义上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永安的驻扎不仅是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缩影，也是内部权力斗争的集中体现。在外部敌人已经聚集兵力围攻之时，洪秀全依然需要面对来自内部的挑战。正如李秀成所述，如果没有罗大纲的英勇出击，太平天国在永安的驻守可能早已宣告失败。而这一段历史，也展示了洪秀全的领导困境，以及太平天国最终陷入内部纷争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