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867年，东捻军从湖北向北进军，穿过艰险的山谷，途经山东，过程中遭遇到无数激烈的血战，经历了死守、突围与崩溃的痛苦。战斗中，天空阴云密布，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息，结局只剩下那么一句话：没能熬过这个冬天。然而，事态的真相绝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一个王朝在动荡时代中的绝望抵抗，像是悲剧般的终极剧本。在这历史的扭转中，有阴险的陷阱、有可怕的背叛，形成了尸山血海的惨烈场景，甚至还出现了似乎转机的一次回光返照，但这一切的代价是数十万条无辜的生命。

东捻军初期计划向西南发展，目标明确——入川。他们试图躲避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然而，在激烈的永隆河一战中，这条突围的道路被彻底切断。1867年2月，东捻军在湖北京山的永隆河边扎营，正面迎战的是装备精良的刘铭传和他的淮军，后者不仅拥有洋枪和前膛炮，甚至被称为清军体系中最为现代化的力量。

尽管刘铭传的部队人数不多，但他们的防守布置极其严密。东捻军原本计划通过强攻正面中路后再次向西突围。在经历几场小胜后，东捻军士气高涨，决定出动主力包抄淮军营地，想着一举消灭刘铭传，然后继续直逼三峡。然而，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切的转折源于湘军将领鲍超的出其不意。

鲍超的部队悄然北上，在永隆河北岸设下伏兵，东捻军事先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当他们正面突击进行到一半时，鲍超的骑兵从侧面突袭，几乎是一瞬间就将东捻军切成了两截。前军被迫转身，整个战斗节奏瞬间被打乱，面对突如其来的战斗，东捻军的两万人中在短短几天内便损失殆尽，连普通的妇孺也未能幸免，东捻军第一次深刻体验到了“围而歼之”的残酷战术。

这一场战斗的损失不仅是兵力的削弱，更是战略的毁灭，从此之后，进入四川不再是东捻军的目标，取而代之的只有生存的本能。赖文光和任化邦带着残存的兵力向北撤退，历经艰险前往山东，脚步几乎没有停歇，背后湘军和淮军如同狼群紧紧追击，谁稍稍慢了一步就会遭到围剿。自此时起，东捻军的战略目标变成了一个字——活，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所逃出的地方，竟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进入山东后，东捻军一度想向东南方向突围，企图控制运河南岸，然而李鸿章早有准备。在黄河、运河、胶莱河的三道水线旁，清军设下了严密的“长墙战术”。这不仅仅是挖掘壕沟、搭建沙袋，还有设置鹿角桩，甚至动用了最传统却有效的“清野”策略。李鸿章并未急于追击敌人，而是通过削弱东捻军的后勤供给，耗尽他们的粮草，将他们逐渐逼迫到山穷水尽的境地。特别是在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面临河流，东捻军骑兵进驻此地，简直如同鸟儿飞入了瓮中。

东平县戴庙的那场战斗，是东捻军仅有的一次成功突破。发生在6月，天气湿热，王心安的部队驻守在运河一侧，主力向西偏移，正是这个薄弱的防线给了东捻军夜袭的机会。他们趁机夜间行动，强行撕开了缺口，短短几个小时后，河水映染成了漆黑的颜色，尽是尸体的浮尸。然而，这一仗所付出的代价，也代表着东捻军最后一次大规模用兵的能力，突围虽然成功，却已经是伤筋动骨，无法再形成昔日的气势。

进入胶东后，东捻军发现这片土地如同死亡之地，山地多、河流浅、道路狭窄，物资补给几乎断绝，马匹也因饥饿而生病，士兵们早已疲惫不堪，无不在劝说赖文光——向北走，去胶莱河一趟。但胶莱河乃李鸿章亲自设防的主战线，深沟高墙云集，雷区设置恰好是用来封堵这一类的“流贼”。各种计划最终都败在了意外之上。

8月19日，胶莱河北端潍河入海口的这里，清军防线极为薄弱，仅剩王心安一营守军。这是因为巡抚丁宝桢并不希望捻军在山东死守，导致当地的秩序混乱，暗中削减了这一防线，希望东捻军能尽快“离开”。结果，果然如他所愿，赖文光带着军队突围而出，一夜之间便从胶东半岛撤出，待清军反应过来时，东捻军早已逃之夭夭。清军内部因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问责，王心安遭到了处分，而丁宝桢与李鸿章之间则彻底撕破了脸面，朝廷也不得不出面调停。

清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各地方利益与军阀之间的博弈在这一战中暴露无遗。而东捻军则错误地认为这为他们带来了转机，重返山东腹地，似乎可以重新找回主动权，然而这只不过是短暂的“死缓”。等着他们的，是淮军这支现代化部队所进行的彻底合围，新一轮的战斗在即，潍县松树山的地域使得这场战斗更为惨烈，死战、刺杀、火攻，一个都不少。

潍县的秋天并不适合打仗，田地荒芜，兵马干裂，水源混浊，东捻军的士气也如同干枯的树木一般岌岌可危。到达潍县西南的松树山，这是平原向丘陵的过渡地带，防守固然能守住，但进攻却艰难重重，赖文光别无选择。再向南便是淮军的地盘，往西是湘军的残部，北面则是滔滔黄河，他期望在这里能够抵挡住足够的时间。

刘铭传一直在等待着这三天，早在东捻军突围胶东的那个夜晚，他便悄然绕道潍坊，埋伏伏兵，正是这一赛事的引导者。他以诱歼的战术而非与敌硬碰硬，淮军的武器中不仅有洋枪洋炮，还有手雷与燧发式排枪。在前锋接战后，刘铭传没有正面与东捻军对抗，而是让他们先扎营，然后派人潜入敌后，用火攻与枪炮相结合，一夜之间，松树山发生了熊熊大火，营帐、粮草尽数焚毁。更要命的是，关键人物鲁王任化邦，此次战斗的核心统帅之一，却死于混战之中，残忍的被人斩首。

然而，凶手却不是敌方，而是东捻军的内部叛徒——潘贵升，隶属于红旗系的副将，早已有着异志。清廷许诺只要他能够杀掉任化邦，立即就会赦免并晋升三级，趁着混战的间隙，潘贵升闯入营中，斩首任化邦、献上首级，彻底让前线的军心如同风中浮云一般崩溃。尽管之前也曾有将领叛变，但这一次的影响深远无比，任化邦的死让红旗系军纪尽毁，整支部队在后撤时遭到湘军的侧翼猛烈攻击，死伤惨重，损失过半。

赖文光本想组织反扑，然而已是无力回天，火攻后的粮草损耗殆尽，四周则层层包围的伏兵，使得他们只能选择突围，几百名士兵拼尽全力闯出重围，用马骨绑腿伪装成尸体方才勉强逃出生天。然而，就在那之后，东捻军已无法再称其为“军”，失去了完善的编制、后勤与组织，仅剩一群持械的“人”，向南匆忙奔逃。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清军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们。

12月，东捻军退到莱州湾，那并不是一条安全的退路，而是无尽的死地，三面尽是挤压的海水，唯一的沙滩上粮食和弹药皆已耗尽。莱州湾的海风呼啸，许多人并非战死于敌人之刃，而是死于无法忍受的严寒。赖文光心中虽不甘，但无路可退，他幻想着在黄河以南还有接应之人，希望能够渡河南下，进入扬州，试图反攻，这已不再是军事策略，而是绝望的举动。

然而清军早有准备，吴毓兰，来自安徽的军官，对于这支杂牌军具有严格的管控，战斗暴力无比。他已在扬州设下重围，静静等待赖文光的最后一搏。1868年1月，东捻军的残部终于到达了扬州南郊的瓦窑铺，这是运河和长江之间的一片软土，地势低洼、水流密集，绝不适合重兵作战。赖文光意识到自己已被包围，他没有选择投降，而是将剩下的1200名将士分为五队，企图从五个方向同时突围，企图在混战中开辟生路。

然而，三天后，吴毓兰收到了战报：“贼酋赖文光，于瓦窑铺被擒。”并且，此时他并非战死沙场，而是被俘，清军再也没有意图留他活口。四天后，赖文光便被押送至南京，最终遭受到凌迟的刑罚。无人知晓他临刑时说了什么，而再也无人提起“东捻军”这个名字。

这支以骑兵著称、流动作战横扫中原数年的起义军，从此彻底归于尘土，东捻军的失败并非简单的军事溃败，而是隐含着更深层次的瓦解。首先，战略的崩溃显而易见，从入川到北上，再到东突胶东，全是“一步走一步”的临时应对，捻军过于依赖机动性，没有牢固的根据地，后勤补给线不断中断。时间一长，军队未能养活民众，粮草日薄西山，终究只能依靠劫掠生存，最终失去了民心。

其次，内部的崩溃也愈发显露出问题，红旗、蓝旗之间各有势力，彼此之间互相提防。潘贵升的反叛绝非个案，历史上反派并不鲜见乡间将领的妥协，东捻军的失败正如同太平天国在天京城的内讧招致灭顶之灾。至于敌方也已不再是历史上烟云中的绿营与八旗，李鸿章的淮军、刘铭传的洋枪队、吴毓兰的地方精兵，都是“新式军”的雏形，他们采用战壕、火攻、联合围歼的战术，绝不是传统农民军所能承受的。

在火力上，捻军已经处于下风，战术上更是难以抵挡，便是再如何勇猛，也无法抵挡洋枪一轮又一轮的扫射。捻军的灭亡来得无比迅速，急促得令人难以反应。是他们在潍县的冰雪之中丧生，在莱州湾的海风瑟瑟中凋零，在扬州的瓦窑铺中落败。此时此刻，最大的悲哀是，他们未能留下任何制度、后继力量，只有如风而散的残影。

然而这一切的“死”，并未换来真正的和平。东捻军虽已被消灭，西捻军的战斗仍在继续，太平天国余部依然在西南潜伏，朝廷则在各地军费上绞尽脑汁愁苦不已。尽管李鸿章赢得了这场战斗，然而他却不得不面对战后的治理成本，淮军需要吃饭、需要功勋、需要自己的地盘与晋升，而胜利的果实尚未消化，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表面上，清廷似乎已经稳住局势，实则内部却是一片狼藉。他们被东捻军的镇压幻觉所迷惑，促使洋务运动迅速兴起，各类枪炮、军校、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然而核心的权力结构却未有改变，腐败依旧横行，财政体系岌岌可危。数十年后，那些用于对抗捻军的洋枪洋炮，却在与外国的战斗中全然失效，甲午年的那场战争，李鸿章也只能签下一个耻辱的结果。捻军的骨魄未曾入祠堂，也未曾写入史册，散落于风中，化作尘土。

历史总是偏向胜者，这一战的胜利却让人感到只是一场冷战。李鸿章未曾兴建丰碑，淮军没有祭奠英魂，朝廷也未曾歌颂之事，皆因他们心知肚明，这场胜利只不过是“侥幸”。依靠“划河圈地”围住一群流亡骑兵算得上胜利，靠互相猜忌与叛徒杀掉主帅也算作之胜。通过地形、火力及诱杀，一点点耗尽敌人，虽为胜利，然这种胜利却毫无骄傲可言。

捻军的失败反倒应当成为历史的警示，证明了缺乏组织与补给线，单靠热血和马背上的冲锋无法维持长久战斗；同时也明确，无论如何官僚系统若不改良，哪怕表面上取得了胜利，终究不过是“熬”出一点虚幻的假象。李鸿章虽赢了东捻军，然而却未能赢得整个时代，淮军打赢了农民，却在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四面楚歌。东捻军的覆灭，不仅是一次革命的终结，更是旧体制的续命针，使朝廷一度错误地认为依靠新军能够“修补”国家，殊不知这不过是堕入了更深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