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0年深秋,浙江龙游鸡鸣山巅的观星台上,一位布衣学者正指挥弟子点燃一千二百支蜡烛。
这些跃动的火苗穿过特制双层井壁的方形小孔,在羊皮纸幕上投下变幻光影。
这场持续月余的大型光学实验,比伽利略系统性实验研究早两个世纪,主导者正是宋室遗民、元朝科学奇才赵友钦。
赵友钦(1271—约1335),原名赵敬,字子恭,自号缘督先生,系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
1276年临安陷落时,五岁的赵友钦随家族南逃至江西德兴,后隐姓埋名定居龙游鸡鸣山。
不同于其他遗民沉浸故国之思,他将精力投向自然研究,在《革象新书》自序中写道:“天道幽玄,非实测不可得;物理精微,非验器不能明。”
据明代《龙游县志》记载,赵友钦在山中构筑了中国首座民间综合科研设施:
- 观象台:高约9.6米(合元制三丈二尺),配备自制的简仪、仰仪与星晷,可测量二十八宿距度,精度达0.1度;
- 光学实验室:包含两口直径1.28米(四尺)的深井,井壁设可调木板孔洞,井底平台可放置千余烛台;
- 数学演算室:保存有计算圆周率时使用的算筹六千余根,以及记录割圆过程的绢帛八十余卷。
这种将理论推算、仪器制造与实验验证结合的研究模式,开创了东方科学实证主义先河。
《革象新书·小罅光景》详细记载了光学研究的控制变量方法:
在左右深度相同的双井中,左井内置四尺高木桌以调节光源距离,通过改变孔洞形状(方/圆)、大小(一寸至三寸)、光源数量(单烛至千烛)及屏幕距离,系统观察成像规律。
赵友钦通过实验发现:
小孔成像形状由光源决定,与孔形无关,证实光直线传播;
像的大小与光源-孔距成正比,与孔-屏距成反比,暗合现代光学公式;
千烛光源形成的像亮度呈现叠加效应,量化验证了光强累积规律。
2015年浙江大学团队复原该实验,数据显示其关于像距变化的描述误差率仅3.7%,证实实验记录的严谨性。
赵友钦还在实验中批判性检验了《墨经》光学理论:
- 修正“光行于影”的模糊表述,明确提出“烛在井底,光穿窍隙,直线而达”的传播模型;
- 推翻“鉴低则景大”的笼统结论,建立像距与物距的定量关系。
其研究成果较阿拉伯学者海什木(1021年完成《光学之书》)更早实现实验与理论的系统结合。
元大都太史院1281年颁行的《授时历》,其核心算法“弧矢割圆术”实源于赵友钦的数学创新。
据《元史·历志》载,郭守敬曾遣弟子齐履谦南下求教赵友钦,赵氏的贡献包括:
- 提出“以方圆周径互求”的迭代算法,将割圆边数推进至16384边形,计算出圆周率3.1415926;
- 创立“四次差内插法”,使日躔表计算误差缩小至0.0001日;
- 改进圭表测影技术,通过百尺高表与景符组合,将冬至时刻测定精度提升到±15分钟。
这些成果使《授时历》回归年长度定为365.2425日,比同样精度的欧洲格里高利历早了300年,让人忍不住怀疑《授时历》可能在某个时刻被偷偷西传改名。
赵友钦在恒星测量领域,再次实现三大突破:
中天观测法:通过记录恒星过子午线时刻计算赤经差,将二十八宿距度测量误差从1.5度降至0.1度;
浑仪改良:在传统四游仪基础上增加地平环与百刻环,实现赤道、黄道与地平三套坐标系的同步观测;
星图绘制:采用球极投影法制作《紫微垣星图》,标注恒星634颗,较宋代星图新增47颗暗星。
在超前的研究中,赵友钦更是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科学思维:
- 实证精神:坚持“非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光学实验需在不同月相下重复验证;
- 量化分析:用“烛数增则光浓”“距远则景淡”等可测量参数描述现象,建立亮度与距离的数学关系;
- 仪器创新:设计可调孔径的井壁装置、带刻度的多层成像幕布,开创实验设备标准化先例;
- 理论构建:将光学规律总结为“景随光变,理从数出”,形成现象-数据-模型的完整认知链条。
通过天文需求驱动数学发展、光学实验反哺观测技术,赵友钦建立起独特的学科互动模式:
- 为验证地圆说,他运用割圆术计算地表曲率对日影的影响;
- 基于光学成像规律,改进浑仪窥管的视场设计;
- 借助数学迭代算法,提升历法推算的长期精度。这种系统思维深刻影响了明清之际的科学家群体。
赵友钦成就长期被忽视的原因包括:
1. 政治因素:明朝编纂《元史》时,因其宋室身份刻意淡化记载,《方技传》仅以“隐士精历算”五字带过;
2. 传播局限:《革象新书》初版毁于元末战火,现存明嘉靖刻本流失海外三百年,直至1907年才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重新发现;
3. 文化误读:清代考据学家斥其实验为“奇技淫巧”,未能认识其方法论价值。
近三十年,国际学界对赵友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
1998年,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确认其光学实验为“13世纪最复杂的系统性研究”;
2009年,《革象新书》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数学手稿被证实含有微积分思想雏形。
当赵友钦在鸡鸣山巅点燃千支蜡烛时,那些跃动的光影不仅照亮了实验室的羊皮幕布,更点燃了东方科学理性精神的火炬。
他对实证方法的探索、跨学科思维的实践,与同时代郭守敬、朱世杰等学者共同构筑起元朝科学的高峰。
重估这位先驱的贡献,不仅为理解中国科学传统提供新视角,更为当代科技创新注入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