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冀南平原的抗战，历经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而1942年4月29日这一天，却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王蕴瑞少将在他的回忆文章《“四·二九”的前前后后》中，深情地这样叙述道。

王蕴瑞，河北人，1910年出生在巨鹿的一个小村庄，被誉为我军中“参谋长专业户”。

他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等多场重要战争，担任参谋长职位超过四十年，辅佐过粟裕、陈再道、陈锡联、杨成武、陈赓，乃至邓华、杨得志、杨勇、许世友等众多名将。

若不是曾因战乱被打散，与组织失联两年，他的军衔绝不会止步于少将。

王蕴瑞经历无数激烈战役，可究竟为何多年以后，他仍对1942年的那一天记忆尤深？

让我们回溯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1942年4月27日下午，山东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一边抽着浓烈的大烟，一边轻抚着怀中姨太太隆起的小腹，笑道：“你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个男孩，长大后也会当县长。”

“瞧你这想法，难道不能当省长吗？”姨太太娇嗔地回应。

正聊着，门突然被推开，侦缉队队长黄国雄慌乱地冲了进来。

“这么急，发生什么事了？”吴寄朴脸色沉重地问。

“报告县长，好消息，我打探到八路军冀南军区机关的具体位置了。”

吴寄朴听后立刻来了精神，猛地坐直身子，“在哪儿？”

“就在兀兰屯附近。我们观察判断，那是八路军冀南军区主力和指挥机关的所在地。”

“消息确定吗？”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情人，她的丈夫是个叛变的村长，正是他透露的。”黄国雄回答。

吴寄朴闻言，笑开了大嘴，露出闪亮的大金牙，拍着黄国雄的肩膀道：“兄弟，这回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我们立刻出发。”

“就这样丢下我一个人吗？”姨太太不舍地说。

吴寄朴亲吻她的额头，柔声说：“小心肝，我去给皇军送情报，回来后再好好疼你。”

说罢，他和黄国雄骑上日军配发的三轮摩托，扬起一阵尘土，飞驰向德州而去。

武城到德州不到五十公里，不久便抵达德州。

两人直奔日军驻地，向驻德军司令松岛大佐汇报情报。

凑巧的是，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当时也在德州，他们一同将情报上呈。

众所周知，冈村宁次残忍毒辣，诡计多端，是“三光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是“五一大扫荡”的策划者，背负着无数血债。

听完汉奸的情报，他如同饿狼见到猎物，猛虎嗅到血腥般兴奋不已，随即召集会议，决定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誓要一举歼灭冀南军区的八路军。

为此，冈村宁次调集了超过一万日军，再加两万伪军，兵力超过三万。

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驻济南日军第12军司令官、陆军中将土桥一次。

敌方情报准确无误。几日前，冀南区党委、军区机关和行署已从枣强东南迁至武城运河西的兀兰屯附近。

不仅如此，军区党校、干部学校、财务学校，以及文工团、轮训队也全部迁入这一带。

我军包括外围部队在内，拥有直属7旅、19团、21团、特务团及129师骑兵团等，总人数约七千人。

一张巨网已在这片平原上缓缓展开，一场生死危机悄然逼近，而冀南军区对此尚未察觉。

兀兰屯距离德州仅数十公里，日军机械化部队随时可达。

甚至，村北不到五公里处就有日军据点。

为何冀南军区将部队驻扎在敌军眼皮底下？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当时部队警惕性下降，部分干部战士产生轻敌情绪。

自百团大战以来，日军扫荡已持续两年多，冀南军区多次挫败敌人进攻，令部队逐渐放松戒备。

二是日军行动反常，保密工作异常严密。

我军情报工作一向严密，内线遍布伪军内部及沿途饭店铺面。凡日军大动作，我军总能提前掌握动向，及时转移。地方部队则埋设地雷，隐藏于地道，用“麻雀战”骚扰敌人。

因此，敌军的“扫荡”往往空手而归。

这次不同，日军高层会议只通知少数高级将领，命令口头传达，无任何书面文件。

中低级军官甚至在出发前五分钟才得知具体任务，士兵们更是被蒙在鼓里，只按命令行事。

此外，冀南军区曾有名敌工部科长石嘉植，潜伏敌营，担任日伪报纸记者和外务主任，多次送回关键情报，助我军避开“扫荡”。

可惜一个月前石嘉植被捕入狱，遭敌杀害，令我军失去宝贵情报来源，难以掌握敌军动态。

在运河西武城兀兰屯村，一处宽敞的农家院落，来往军人络绎不绝，气氛热烈。

路边农田中，八路军战士正协助村民施肥种地，显得生机盎然。

村外设有岗哨，距离村子不过数百米，预警效果有限。

地主周大副家的大院内尤为忙碌，两侧厢房里无线电报机“嘀嘀哒哒”不停，电报员正接收上级指令。

北屋中央，参谋长范朝利与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两位首长挎着手枪，聚精会神地对着墙上地图分析敌情。

其他军区领导人呢？

当天一早，司令员陈再道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外出视察部队。

两天前，政委宋任穷赴太行区武安、涉县参加军事会议，他们均不在机关内。

与此同时，日军已于4月28日晚秘密出动。

夜幕下的兀兰屯一带静谧无声，如同黎明前的死寂。

凌晨一点多，军区情报科副科长程诚向首长报告称，日伪军夜间集结。

此消息未引起重视。

清晨六时许，传来19团在饶阳以北与敌激战的消息。

军区首长急令19团及新7旅骑兵连从大营至枣强之间插入，意图阻击敌军，掩护机关向西转移。

此时，21团驻地油故也传枪声。

机关附近战火骤起，首长下令停止向西挺进，转向南部，因该处枪声稀疏，推测敌军不多。

然而，敌军此举实为佯攻，已在南面十二里庄布下伏击圈。

约上午十时，冀南机关及部队进入十二里庄附近，陷入敌军口袋之中。

范参谋长说：“刘主任，向南走不通了。”

刘志坚问：“你有何建议？”

范朝利答：“北面敌军强大，是德州日伪主力；向东有运河且守军严密，是死路；向东敌占区更是无路可退。唯有向西过清凉江，那里是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我们必须向西突围。”

刘主任赞同：“正是如此，分兵西北和西南突破。”

为减少风险，二人决定兵分两路：一队由骑兵团与新7旅直属机关，从十二里庄向西北突围；另一队由党政机关和21团向西南突围，特务团负责断后掩护。

骑兵团团长曾玉良、政委况玉纯带领战士们挥舞指挥刀，喊杀声震天，气势如虹。

然而，敌军重兵把守，配有机枪，骑兵冲锋受挫，连长张兴德牺牲，部队不得不撤退。

西南方向的21团同样遭受重创，伤亡惨重后撤。

敌军逐渐收紧包围圈，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日伪军疯狂压迫我军。

空中，一架涂有红色标记的日军飞机盘旋，那正是冈村宁次的专机。

他阴险狞笑：“这次看你往哪跑？”

正午时分，我军机关与部队被困于十二里庄东南约一千平方米的狭小区域。

当时庄稼尚未生长，无法隐蔽，战斗人员、机关干部与地方群众挤作一团，场面极度混乱。

下午一点左右，首长得知南边王行杖、刘行杖村一带敌军不多，决定向南及东南方向突围。

就在此时，天气骤变，晴空转阴，狂风卷起漫天尘土，能见度骤降至百米以下。

我军趁机突围，从河西街杀向西南方向，一部分战士冲出河西街，沿运河向西南转移。

冈村宁次闻讯，立即调兵增援西南方向阻击，但部分我军已突破包围。

突围成功的部队汇合后，范参谋长与刘主任商讨部署：21团从黄金庄北侧向西北转移；骑兵团和特务团掩护党政机关人员经军营村向枣强西南前进。

夜幕降临，能见度极低，突围部队到达清凉江畔的干河滩后，继续向西北推进，成功突破敌军重围。

敌人消灭冀南军区的计划彻底失败，冈村宁次气得怒打手下。

但这场反“扫荡”我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第10团原团长陈子彬、第11团原政委桂承志等多名干部战士牺牲。

当时王蕴瑞任冀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参与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反扫荡战斗。战后不久，他晋升为军区参谋长。

此次反“扫荡”显示了我军在日伪重兵围剿下的坚强战斗力和顽强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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