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曾经提到过：“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就是小米加步枪。”这句话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了革命历史中的经典名言。然而，鲜有人知，这句话的原句其实还包含着后半部分——“再加高树勋”。

1955年，解放军举行了授衔仪式，但高树勋因其特殊身份并未参加这一仪式。他的故事并不像普通的将领那样广为人知，反而充满了波澜壮阔的传奇色彩。

在“邯郸起义”之前，李达将军（后来晋升为上将）曾以谈判代表的身份拜访高树勋。高树勋当时直言李达身份不够，甚至拒绝与其握手。直到刘帅亲自出面，高树勋才改变态度，笑脸相迎，并最终同意发动邯郸起义。

高树勋出生于1898年，来自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高金庄。这个地方历来英雄辈出，涌现了如张之洞、季振同、赵博生、冯安邦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即使今天，盐山依然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因为连如今的“战忽局”张局座也是盐山人。

虽然盐山名为“盐”山，但这里并不产盐，而是大面积的盐碱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不涝不旱收盐嘎巴。”这一方水土孕育了淳朴且勇悍的人民，大多数人是元末明初从山东即墨迁徙来的移民，民风彪悍，习武成风。

在清末民初，这片土地上更是涌现了许多武术名家，如神枪李书文、大刀王五、千斤神力王子平、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的丁发祥以及“跤王”佟中义等人。在当时，沧州的年轻人如果不懂点武术，甚至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沧州人。

高树勋自小便受到了武术的熏陶。八岁时，他开始学习书法，并进入私塾求学。但四年后，私塾先生告知他科举考试已被废止，继续读书毫无意义。于是，高树勋愤而辍学，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空闲时继续练武。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武术不仅是强身健体的方式，更是生存的技能。当地的比赛中，优秀者可以成为镖师或武馆教头。高树勋凭借着过人的武艺，15岁便成为了天津、京城镖局的镖师。然而，随着洋枪洋炮的普及，镖局的行业逐渐衰落，16岁时，高树勋也尝到了失业的苦涩。

高树勋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达七个，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幸运的是，他的舅舅在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当军医，并向高树勋推荐了当兵这个选项。于是，高树勋踏上了征途，经历了艰难的旅程，直到两个月后，才见到舅舅。而当时冯玉祥正在亲自耍刀，他的舅舅也正好与冯玉祥有交情，介绍高树勋拜见冯玉祥。

冯玉祥一眼看出了高树勋的武艺，不由得问他是否懂武术。高树勋气吞山河地拿起棍子，在众人面前表演了一套五虎擒羊棍。冯玉祥对高树勋的武艺大为赞赏，立刻将他编入第1团，担任班长。很快，高树勋又被任命为手枪连班长，成为了冯玉祥的贴身警卫。

冯玉祥与高树勋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冯玉祥不仅出生在沧县，而且也有着深厚的家乡情结。冯玉祥能迅速崛起，得到了另一位沧州人的帮助——刘之洁。刘之洁不仅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还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参与了讨伐清朝的战斗，后来成为了江苏的陆军总司令。

刘之洁一心想让军官正规化，因此他倡导创办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将大量家乡青年送进军校，培养了许多有才能的将领。冯玉祥在其支持下，迅速崛起，成为了西北军的领袖。

随着冯玉祥逐渐崭露头角，他的西北军越来越壮大，许多河北人也成为了西北军中的骨干力量。高树勋，作为冯玉祥的亲信，逐渐在西北军中脱颖而出。

1918年，冯玉祥在湖北武穴通电反对段祺瑞，段祺瑞安排鸿门宴来邀请冯玉祥。高树勋便担任了冯玉祥的保护任务，他带领手枪班为冯玉祥护航前往汉口，成功化解了这一危机，几乎成为了“英雄”的代名词。

此后，冯玉祥让高树勋在西北军的军官学校继续深造，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高树勋毕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排长，正式步入军官的行列，并且迅速得到了提升。不到十年，高树勋便从一名排长晋升为西北军第五军第19师师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命令西北军发动反攻，而高树勋所在的19师在战斗中表现异常勇猛，成功解围亳州，并继续推进，迅速攻占涡阳、蒙城、淮阳等地。正当战局顺利时，张学良的东北军突然南下，占领京津，导致冯玉祥的西北军陷入困境。

尽管如此，高树勋依然表现出色。他迅速恢复了战力，并带领部队进入沂蒙山区，对日寇进行了积极的抗击。最终，经过多次战斗，高树勋的部队发展壮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抗日力量。

高树勋的抗日事迹逐渐引起了八路军的关注，1939年初，八路军北方局军事部长朱瑞等人与高树勋展开了接触。两人经过数次交流后，朱瑞对高树勋产生了深厚的敬意。此后，八路军对高树勋的部队进行了军事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其战斗力。

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冯玉祥与高树勋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石友三投敌事件，以及随后的石友三被活埋事件，都让高树勋与一些国军高层产生了较大的摩擦。最终，高树勋的部队被重新整编，他也因此获得了第39集团军的指挥权。

然而，战争并未结束，高树勋与敌人的斗争仍在继续。而在每一场战斗背后，都充斥着关于忠诚、背叛和牺牲的复杂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