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18世纪广东人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张渠在乾隆三年（1738年）出版的《粤东闻见录》是一部非常宝贵的资料。张渠曾于雍正十年至十三年（1732—1735年）在广州担任广东按察使，他将自己亲眼所见和所闻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的片段结合，写成了这本详实的记录。

《广东新语》是后来许多广东笔记作家必然参考和引用的重要著作。张渠指出，广东的大多数女性普遍不缠足，甚至在上层社会中，女子也往往是在十一二岁时才开始缠足，这比北方普遍更晚。男性则习惯穿鞋，而大部分女子则习惯赤足。女子出嫁时，嫁妆中会包括鞋子，但她们平日里通常把鞋藏在袖子里，只有在拜访别人家时才穿鞋。

即使在广州城里，许多婢女也都是光脚穿行于市井之间。广州城内的建筑大多是用泥土筑成，不用木柱，而墙体由泥砖砌成，横梁支撑着屋顶。外墙上通常会有壁画装饰，但这些壁画多集中在门楣附近。贫穷人家则用木框搭建竹棚，再用泥糊住，以挡风遮雨，人和禽畜混居，犹如“人畜共栏”的简陋住所。

像屈大均一样，张渠也提到了麻风病患者，但他对麻风病人的描述与屈大均有所不同。张渠称，这些麻风病人以乞讨为生，常出现在喜庆的节日场合，主人和客人都不愿施舍，病人却不轻易离去；或者他们受雇于人家门口征收税款，不交税便不肯走开。为此，广州官府设立了麻风院收容这批病人，而麻风院的管理者也多为麻风病人自身。

张渠还特别关注乡村宗族和祠堂的情况。大宗族通常拥有数十座祠堂，小宗族也有几所，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土地神坛，而大宗族则拥有专门的土地神坛，显示宗族的强大影响力。

逯英在雍正九年至十三年（1731—1735年）期间担任番禺知县，管辖广州城东半部及沙田大片地区。他曾向上级报告，雍正九年（1731年）广州施行保甲制度，但效果甚微，原因是广州城内超过半数的房屋已经出租，难以有效管理。

逯英非常关注广州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广州城内制造梳子的工匠们组成了行会，他们在每月初二和十六，由当值的行会师傅带领工匠祭祀神灵，之后举行宴会。新加入的工匠须缴纳0.6两银子，用以支付祭祀和宴会的费用。逯英清楚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工匠两三个月的收入，于是下令禁止这种收费，显示出他对民众负担的体恤。

广州城附近的码头，往往被黑帮以庙宇的名义控制。黑帮操纵的渡船服务每天晚开早停，导致渡船乘客常常爆满。逯英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种恶劣经营行为不可接受。后来，一艘载满乘客的渡船沉没，导致两名乘客溺亡，逯英便下令取缔这个黑帮操纵的渡船网络。

逯英同样对人口贩卖问题保持警惕。雍正七年（1729年），当时的番禺和南海知县颁布规定，人口贩子必须调查被贩卖女子的家庭背景，出具保证书后，县衙才会在卖身契上盖章。这一规定虽难以彻底根绝拐卖妇女，但逯英致力于严格执行。对那些掌控人口买卖的人，逯英尤其警觉，这些人往往是垄断强民水产销售的批发商，或是包揽税收的包税商。

此外，广州当时流行一种以广东乡试中举人姓氏为赌注的“闱姓”赌博活动。逯英对组织和推广这种赌博的行为也极为反感。

逯英处理过的一些典型案件包括：一对父母卖掉了自己的三岁儿子，却要求在儿子去世后为他赎身；一位父亲将女儿嫁为正室，发现女儿被欺骗后告官求处；两兄弟因母亲再嫁而无法继承父亲在宗族中的股份，告官要求追回。种种案例反映出18世纪广州社会的复杂与多样。

18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社会结构复杂的城市，不是任何单一大家族能够完全掌控的。作为知县，逯英为市政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广州还存在一个中产阶级群体。他们虽然无法与沙田的大家族相提并论，却也不同于佃农或贱民，也不像外来者或贫困者那般被排斥。广州的中产阶级主要由商人、拥有土地及河滩的地主、部分工匠、学者以及与官府相关的讼师组成，许多人往往一人身兼数职。

画家黎简（1747—1799）就是典型代表。黎简出生于士绅家庭，祖父和曾祖父都有初级科举功名，父亲经营粮食生意，将广西的粮食运往广州，因此黎简虽在广西长大，却时常游历广东各地。二十岁时他结婚，妻子与他同龄，育有两女。妻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去世，翌年黎简再娶一名十八岁女子为继室，后育一子。其兄还将一名儿子过继给黎简，使他共有两子。

虽然黎家祖籍顺德，黎简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曾在顺德建宅，但他一生多游走，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他属于城市人。18世纪60年代末，他曾居住广州，后迁广西，家人仍留广西，父亲一直居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18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返回广州，直至妻子去世。黎简为妻子撰写哀悼文后，搬到佛山再婚，并偶尔在乡下居住。乾隆五十三年（1788）他重返广州，住在双门底的城中心。次年（1789）获得贡生称号。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本打算赴北京参加会试，但因父亲去世取消行程。此后五年成为黎简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他经常游走珠江三角洲，时居乡下，时居广州。

中年以后的黎简生活较为宽裕，可能得益于卖画的收入。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京文坛名士袁枚曾拜访黎简，结果被他拒见。即便如此，黎简这类中产阶级仍难免经历艰难时刻，例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广州发生饥荒，当时黎简需典当衣物买米，甚至一度回顺德老家避难。他写下生动记叙，描述搬到城郊仍难逃饥荒困苦。

广州城因粮食赈济，城内粮价低于城外，尽管守城差役严厉，饥民仍蜂拥入城。黎简住广州时，家人应仍居顺德，他曾提及妻子寄信托他带些米回去。乾隆五十二年（1787）佛山再遇饥荒，几年后佛山因此创办义仓。饥荒年间，黎简被迫典当心爱墨砚换米，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赎回。

饥荒时他作画《劝农图》，题记中表现农人因旱灾至四月仍无法耕种的焦虑：“为士虽无田但望雨更切也。”大约同一时期，他提及“药烟阁”。后人苏文擢为黎简编年时，极为体恤，温和地解读这一称谓。苏认为若“药烟阁”出现在黎简后一代，肯定意味着吸食鸦片。另一广东学者张维屏记载：“二樵自言：吾非卖画无以为生，非吸烟不能提气作画。”这是众所周知的情况。苏文擢认为黎简及其第一任妻子多年体弱，因此吸烟以治病。黎简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才将阁命名为“药烟阁”，以示悼念。

无论黎简是否真正吸食鸦片，也无论他是否发明鸦片烟枪，这种习俗在18世纪渐渐传入广州。黎简去世后，鸦片吸食逐渐泛滥，到了19世纪初，这种消费文化已根深蒂固。

道光十年（1830年）出版的佛山街道指南虽薄，仅十三页，却详实记录了当时佛山的繁荣景象。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小册子，逐条介绍街道及店铺商品，不仅见证了佛山经济活动，更是消费主义兴起的标志。

例如，“畸命街”设有草药行会，销售来自四川、湖广的草药；“畸晗街”西侧的“长兴街”则售卖纱布、灯具、肥皂、靴子、杯子，以及乐器如琵琶和笛子。“畸命街”南侧为“棉纱街”，经营金线，这些金线被制作成金叶形状，贴于祭祀用纸钱上，同时售卖旧士宦衣袍及各类书籍。

佛山的主要商业区并非“畸晗街”，而是“荣禄里”，这条街拥有三百多家商铺，贩卖来自京师及全国各地的商品，包括珠宝店、江南书店、御寒帽子及皮草店、针线铺和纸品店，如请帖。

想买佛山著名土特产，应去“黄伞大街”，这里出售线香、铁器和通花帽绒。由此街可转至专卖本地丝绸的“高地”。

在“富里社”和“早市”的“长生禄位会馆”后面，有店铺销售药丸和胭脂。“长生禄位会馆”显然是供奉先人牌位的庙宇。升平街上有二百五十家铁工厂，还有许多药丸店。

以上仅为佛山零售店的一部分，批发商则集中在码头附近，即“治水正埠”至灵应祠之间的区域：白米街卖高价米，桂县街卖粗粮，太平街卖葵扇，北街卖烟草，老槟榔街卖垫子，豆饼街卖棉花，升平街卖福建纸品，筷子直街卖筷子、铜水管、牛角制品及洋刀。

佛山还有一处名为“四做噩家沙”的地方，这个名字带有歧视含义，一些被视为卑贱的行业如棺材店、木材店和卖木磨的店都集中于此。

从分水码头向东德街道，有一座天后庙，庙后有店铺售卖各类神像和杂粮，还有铸铁香炉。鱼类市场和猪肉市场也位于此地。红花会馆则是珠江三角洲戏班行会的中心，附近有许多商店售卖戏服。

佛山还有众多会馆，如豆饼街的江西会馆、升平街的福建纸行和楚南会馆、先锋庙的楚北会馆、西边头的陕西会馆、端肃门的浙江会馆，以及雀奇庙的铁锅行会馆。

上述仅为该小册子内容的部分节选，从米铺到棺材铺无所不包。黎简的父亲正是在广西把米运往佛山的商人。

这些小册子的描写与广州街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外销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可视为早期游客明信片的前身。

珠江三角洲由18世纪的盛世走向19世纪的战乱。历史上，元末和明末也曾有过战乱，但19世纪的规模和性质截然不同。正因珠江三角洲已有许多拥有财产的宗族，国家与地方社会间的政治平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