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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天，一位铁匠被请去干活，当他进入主人家的堂屋时，映入眼帘的是正中墙上悬挂的一幅彩色肖像画，画的两侧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泽润民生功垂宇宙”，下联是“东方红日普照五洲”，画中的人物正是毛主席。虽然这位铁匠自然知道毛主席的名号，但却是他第一次真正见到主席的模样。

铁匠盯着画像看，心里不禁愣住了：这人难道不是当年的润芝兄弟吗？这让他陷入深深的疑惑——自己与毛主席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为何能称呼毛主席为兄弟？

1952年，毛主席收到了这样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没有国家大事，也无秘密机密，却让他思绪久久不能平静。不久之后，毛主席亲笔回信，这封信最终送到了湖北一个名叫朱其升的普通铁匠手中。

朱其升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那个年代，他们一家生活非常拮据。年幼的朱其升为了减轻家庭负担，12岁时便跟随村里人远赴湖南，经过介绍进了一家铁匠铺当学徒，学习打铁的手艺。按照当时的习俗，学徒期为三年，出师后还需无偿为老板工作三年，只有吃饭无薪水。

1909年，朱其升已经18岁，眼看着六年的学徒期快要结束，却遭遇了意外。那一年湖南大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减产，许多人都吃不饱饭，朱其升亦是如此。他每天辛勤打铁，却连一碗饱饭都难以保证。有一次，他实在饿极了，趁老板不在，偷偷煮了些米饭饱餐一顿。老板回来后大发雷霆，怒骂他是一头永远喂不饱的猪。

听到这话，朱其升怒火中烧。尽管六年来老板一直对他苛刻，但碍于师徒身份，他一直忍耐。可是这一次，他终于忍无可忍，与老板顶嘴，老板气得打了他几巴掌。年轻气盛的朱其升简单收拾了几件铺盖和破衣服，赌气离开了铁匠铺。

无依无靠、身无分文的他只能一路乞讨。深秋时节，他听闻清政府正招募新军，想着与其漂泊不定，不如进军队，至少能吃饱饭。于是，抱着这样简单的心愿，他报名参军。

朱其升正值壮年，身体强健，很快被接纳进入部队。那时的新军编制包括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基本相当于后来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朱其升所在的队伍人数不多，只有13人，他与副目（副班长）彭友胜关系尤为亲近。那时的朱其升，万万没有想到，他和彭友胜不久之后，将与未来的国家主席结拜为兄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新军发动起义，朱其升所在部队转变为正规革命军。此时，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军成为挽救国家的中坚力量。许多进步学生纷纷参军，在长沙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军。毛泽东虽有参军意愿，却不愿参加学生军，更想加入正规革命军。但正规军有一条门槛：必须有保人才能参军。

那年，18岁的毛泽东还在读中学，找不到保人，遭到军队的拒绝。征兵长官态度强硬，大声呵斥：“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没介绍信，别想当兵！”这时，朱其升正好路过，见毛泽东文质彬彬，举止温和，便关切地问：“小兄弟，你遇到什么难题了？”毛泽东见他言语礼貌，正是军人应有的风范，便道出心声：自己想投笔从戎，为革命贡献力量，难道要被这死板规定挡住？

朱其升觉得毛泽东谈吐不凡，学识渊博，便起了惜才之心。他找来彭友胜，说：“我们队里就十来个人，都是大老粗，有个文化人肯定帮得上忙。”彭友胜询问毛泽东的背景后，决定作担保人，接纳毛泽东入伍。登记时，毛泽东报上名号：毛润芝，来自湘潭韶山冲。毛泽东当时崇拜晚清名臣胡林翼，取其字号“润芝”作为自己的参军名号，寄托了他治世救国的理想。

从此，朱其升、毛泽东、彭友胜三人结下深厚友谊。朱其升排行老二，家中还有两个弟弟，12岁就离家出走，少有照顾兄弟。他把对弟弟的亏欠，寄托在对毛泽东的关怀上。在部队里，他对刚入伍的毛泽东照顾周到：毛泽东还没领到棉衣，朱其升便将自己的棉衣让给他；毛泽东夜晚怕冷，他便与他同床共被；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朱其升每次都把自己的那份夹给他；毛泽东不会用枪，朱其升亲自教他装弹、瞄准。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辛亥革命时说：“那时候我背过几天枪，懂得立正、稍息，枪法也还不错。”说的正是这段时光。彭友胜对毛泽东同样照顾有加，毛泽东每月军饷7块大洋，扣除2块伙食费，其余买报纸读，这在军营极为罕见。彭友胜常提醒士兵保持安静，不打扰毛泽东。毛泽东也感激两位兄弟，经常讲《西游记》《水浒传》，还教朱其升识字写字。多年后，朱其升感激地说：“我后来能记账、写字、做生意，全靠毛主席的帮助！”

有一次，三人坐在向阳坡上，毛泽东提起《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郑重说道：“三国时，三兄弟誓言扶危救国，报效天下，若有异心，天人共戮。我们这里虽然没有桃园，但有红枫，不如在‘红枫坡前三拜把’，结为至交，共享福祸，报效黎民，竭力革命！”三人用树枝作香，土壤作炉，庄重结拜为异姓兄弟。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谈起：“……我那个班里，有个湖南矿工和一个湖北铁匠，我很喜欢他们，但多年未见……”原来，1912年4月，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欲统一南北，解散南京政府，毛泽东等人所在部队被解散。毛泽东回去继续读书，彭友胜转投其他部队，1940年退役返乡耕作，朱其升则回家继续铁匠生涯。

分别之际，彭友胜和朱其升为毛泽东准备了几盘好菜，朱其升特意做了红烧肉，毛泽东的军饷都用来看报了，两人又凑钱给他当路费。毛泽东对两位“兄长”的照顾铭记于心，离别时回头望去，仍见两人伫立原地目送。

1950年春，刚建国不久，翻身农民感激毛主席，纷纷从县城买回主席照片贴墙。朱其升偶然见到画像，距离当年别离已有38年。他细细辨认画像中人物下巴的痣，越看越觉得眼熟，暗自揣测：“难道真是润芝兄弟？难道只是巧合？”

他带着疑问干完一天活，回家后辗转反侧，终于将此事告诉妻子郭兰英。郭兰英听后斥责丈夫胡思乱想：“这是毛主席啊，你怎么能跟他称兄道弟？他可是解放全中国的伟大领袖！”村里人也听说此事，纷纷嘲笑朱其升，说他吹牛，有人甚至怀疑他精神有问题，劝他去看医生。

然而，朱其升越想越觉得真实，面对嘲笑，他耐心讲述与毛主席共处的往事。有一天，他与人争论此事，路人好奇地问：“你真和毛主席有交情？”朱其升严肃答：“真的，我们曾睡同一张床，盖过一条被子。”

这路人见朱其升为人诚恳，不似说谎，便介绍他认识孟淑纯。孟淑纯与李先念（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是同乡和战友，二人关系密切。有了这层关系，朱其升送信的事情变得顺利许多。

孟淑纯多次造访，详细了解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朱其升说毛泽东喜欢洗溜水澡，也爱吃大肥肉。提及往年细节时，朱其升讲得生动感人。后来，孟淑纯索要了两张照片，并根据谈话写信，请李先念随公文转交毛主席。

1952年9月，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寄至湖北，信封上印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字样，信中称呼朱其升为“其升兄”，让他热泪盈眶。他知道，昔日的毛润芝正是毛主席，时隔多年，主席竟仍记得他这个小人物，激动不已。

信中还提到彭友胜，彭友胜得知毛润芝成了国家主席，也写信祝贺，并分享分得土地的喜讯，毛主席同样亲笔回信。乡亲们看到这封信，终于相信了村里铁匠竟与毛主席有交情的惊人事实。

收到信后，朱其升更加怀念润芝兄弟，迫切想见毛主席一面。沉思再三，他带着毛主席寄来的钱和信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此时他已61岁，生平未曾到过北京，不知新中国首都如何模样，更忐忑自己与毛主席分别四十年，见面该如何相处。

到达北京后，经过打听，他来到中南海，几经与门口警卫交涉才获允许进入。第三天，毛主席得知朱其升来访，亲自前来接见，爽朗声音传来：“其升兄，四十年未见！去年我收到彭友胜来信，你怎么不早点写信？也该早点来，我多想见见老朋友！”

这话让朱其升顿时放松，二人一同进入书房。朱其升称呼毛主席为主席，毛泽东笑着说：“还是叫我润芝吧。”朱其升敬佩地说：“润芝，你真了不起，国家主席都当上了。”毛泽东笑着答：“那是人民信任我，选我当的。”

面对多年未见的老友，毛泽东回忆起当年革命军的岁月，谈及革命后的历程，也详细询问朱其升的生活状况。交谈中，朱其升眼含热泪，感叹伟人竟与自己促膝长谈。

当天晚餐，毛主席让朱其升留下，并让厨师特意准备了红烧肉。用餐时，毛主席频频夹肉放入朱其升碗中，开玩笑说：“那年吃了你那么多红烧肉，现在该还你了！”

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长时间陪伴，但特意让朱其升多住几日，多去游览。七天后，毛主席再次约见，关心风俗民情和三反运动开展情况。朱其升如实报告，得知三反运动效果良好，毛主席激动地说：“共产党进城，要学会管理城市，更要防范糖衣炮弹，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运动要继续搞，一百年后还要继续。”

朱其升见毛主席依然为国为民操劳，心中明白，他依旧是那个立志救国的毛润芝，坚守初心。

一个月后，朱其升启程回乡，临别时，毛主席赠予他五百万旧币（相当于五百元）生活补贴。朱其升推辞不收，毛主席笑着说：“这些是我的稿费，我以个人名义给你，国家的钱是人民的，我不会乱用。况且，当年你送我的大洋，我还留着呢！”

怀着满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