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多与历史朝代不相吻合，也往往不同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就将中国青铜时代分为殷商前期的滥觞期、晚商至西周早期的勃古期、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的开放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的新式期[1]。这样的认识框架，一直被青铜器研究者所认同[2]。可见青铜器的变化与王朝更替不完全同步，是很明确的。另一方面，我们目前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是基于陶器而不是青铜器。陶器发展的阶段性当然不等于青铜器的，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为研究者所强调[3]。此外，青铜器、陶器的王朝属性，还取决于对其所属文化性质的认识。例如，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分别被认为属于商代早期和商代中期。因此，我们研究青铜器发展的阶段性，应该具有独立于朝代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视角。

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材料。青铜器发展阶段性研究基于装饰、技术、铭文和器物群等层面的考察，不仅关乎对青铜器发展的认识深度，更有助于理解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和文明进程。例如，我们一般将二里岗文化视为商王朝的早期阶段，如果明确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则可进一步评估商王朝初始阶段的青铜器生产能力。理解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两个阶段青铜器的区别和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夏商分界问题的讨论。

对二里岗文化等早期青铜器发展阶段性的认识，还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如果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基本特征一致，则很难区别一件青铜器到底属于上述哪一支文化。例如《中国青铜器全集》将二里头文化及具有类似特征的青铜器年代标识为“夏代”，将一些稍晚的、主要属于二里岗文化晚期青铜器的年代标识为“商早期”[4]。相反，宫本一夫等学者基于青铜器技术特征，认为二里头87ⅤM1出土青铜器属于二里岗文化[5]。87ⅤM1出土的鼎、斝，一般被当作二里头文化标志性青铜器。这样颠覆性的观点，更说明对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阶段性总结的必要性。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代框架，二里岗文化早期从公元前16世纪延续至公元前14世纪约200年[6]，这样长的时间差不多相当于青铜时代晚期的一个阶段，应该涉及较多的青铜器发展问题。不过，过去学界对此阶段青铜器讨论不多，对其发展阶段性的认识也有分歧。苏荣誉将早期青铜器的发展对应于考古学文化，将青铜器较早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形成期的二里头文化、勃发期的二里岗文化、鼎盛期的殷墟至西周早期[7]。孙华将二里岗文化早晚两个时期分别划归不同阶段，即形成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及二里岗文化前期、发展期的二里岗文化晚期至殷墟早期[8]。

以上情况说明，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日渐丰富的考古材料则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一

对于二里岗文化及其前后的青铜器，学者们过去多有关于其年代的讨论[9]。朱凤瀚进行了总结性梳理。他以同出陶器和层位关系为判断依据，逐一讨论了郑州商城及周边地区墓葬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将其列入二里岗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一、二期的分期框架[10]。在青铜器阶段性特征明确之前，先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外在条件判断青铜器年代属性的做法，无疑是合理的。

基于学者们的讨论成果，以下列出二里岗文化早期具有同出关系的单位和青铜器。

郑州商城过去发现的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较为集中地体现在《郑州商城》中[11]。按照《郑州商城》的分期，郑州商城墓葬中年代明确属于二里岗下层的有36座，其中青铜器墓葬3座，均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属于二里岗上层一期的有87座，其中青铜器墓葬30座。两期青铜器墓葬的数量，反映出郑州商城城市的动态变化，也反映了青铜器发展情况。关于3座二里岗下层青铜器墓葬的年代，C8M32根据陶器判断，C8M7、C8YJM1根据青铜器特征判断。

C8M32位于郑州商城东北部的宫殿区东北，方向98°。墓葬长1.8、宽0.5米，随葬器物有青铜爵、斝各1件，陶鬲、斝、豆、器盖各1件。青铜器中M32:2爵，腰部饰三周弦纹。流尾长15、高15.6厘米。M32:1斝，器壁较薄，近四棱形锥体空足，腹部饰两周弦纹。口径17.2、高24.5厘米。

C8M7位于城垣内东北部，西南距C8M32不远，方向35°。墓葬遭严重破坏，只残存西北角，残长2、残宽1.3米。墓底铺有朱砂，随葬器物包括青铜爵3件、斝1件、戈1件，玉戈2件、柄形器4件，圆陶片1件，骨器1件，贝100余枚。青铜器中斝未有报道。出土爵中，两件器形一致。M7:2爵，饰两周弦纹。流尾长17、高17厘米（图一∶1）。M7:3爵，饰两周弦纹和一周圆圈纹，流尾长14.5、高14厘米（图一∶2）。

图一　郑州商城C8M7出土青铜爵

1.C8M7:2　2.C8M7:3

C8YJM1与上两座墓葬分布在同一区域。墓葬被破坏，随葬器物有青铜爵、盉各1件。爵未报道。M1:2盉，颈部饰三周弦纹。通高21.7厘米。

在位于郑州西南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一座墓葬M49[12]。墓葬长1.7、宽1米，随葬器物有青铜爵、斝各1件。M49:2爵，饰六周弦纹，其中下腹的三周弦纹夹两周圆圈纹。高15厘米。M49:1斝，素面。口径15.6、高23.2厘米。

在位于郑州西郊的荥阳西史村发现一座墓葬M2[13]。墓葬长2.06、宽约0.7米，方向358°。随葬铜爵1件，陶鬲、盆、罐各1件。M2:1爵，素面。流尾长14、高13.5厘米。

《河南出土青铜器》著录了两组有同出关系的青铜器[14]，报道没有说明是否为墓葬所出。一是1975年登封袁桥出土的爵、斝各1件。其中爵上腹饰弦纹和圆圈纹，下腹饰细线兽面纹。流尾长13.6、高14厘米。同出斝腹部饰三周弦纹，口径16、高23.6厘米。二是1976年中牟黄店出土的爵、盉各1件。其中爵流尾长14.2、高14.5厘米。同出盉高25厘米。黄店的爵、盉均饰细线兽面纹，这也是最早的多件容器同时出现兽面纹的单位。

黄陂盘龙城是二里岗文化前后商王朝设置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墓葬是杨家湾M6[15]。M6是一座南北向墓葬，墓坑遭破坏。墓底长2.3、宽1~1.16米。随葬器物有青铜鬲、爵、斝各1件，玉戈1件，陶罐2件、鬲1件、盉1件，其中陶盉器形仿铜器。青铜器均残破，只有鬲可测量尺寸，其口径15.2厘米。鬲、爵、斝分别饰斜向弦纹、兽面纹和弦纹。发掘报告认为墓葬年代在二里岗文化早期。

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在山西绛县西吴壁发现并发掘墓葬16座，根据墓葬分布和随葬器物中陶器的关联，这些墓葬年代基本属于二里岗文化早期[16]。墓葬中随葬青铜器的包括1座大型墓和4座中型墓。大型墓为M16，墓葬长约3.6、宽约2.4米，方向180°。葬具为一棺一椁，殉人2具。随葬青铜鼎、爵、斝各1件（图二∶5~7），陶盆3件、瓮1件、缸1件，玉器1件，漆器2件，海贝54枚，以及镶嵌绿松石器。青铜器中，鬲腹部饰弦纹夹圆圈纹，口径17.6、高20厘米；爵饰以圆圈纹为边栏的兽面纹，口径20、高19.2厘米；斝口径16.6、高24厘米。中型墓已报道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两座，其中M8墓口长2.25、宽1.05米，方向172°。随葬器物有青铜爵1件、斝1件、刀1件、镞3件，陶鼎、鬲、盆、瓮、环各1件，玉器2件，骨镞2件，串饰1组。青铜爵腹部饰三周弦纹，口径12.6、高14.4厘米；斝腹部饰两周弦纹，口径15、高23.3厘米。另一座中型墓M15墓口长2.59、宽约1.1米，方向185°。随葬器物有青铜鼎1件，陶鬲、爵、斝各1件，海贝63枚。青铜鼎腹部饰三周弦纹，口径20、高25.6厘米。

图二　不同时期青铜器比较图

以上遗存中，西吴壁墓葬出土的陶器年代较为明确，再根据青铜器与陶器的同出关系，明确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也属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其他地点的青铜器也被发掘者和朱凤瀚定在二里岗下层二期，说明学者们对年代的认识较为一致。

以下两座墓葬的年代较为重要，需略加讨论。

1997年在郑州商城东北部的宫殿区发现C8ⅡT166M6[17]。墓葬方向110°，埋葬人骨架3具，可能1具为墓主，2具为殉人。随葬器物包括青铜鬲、盉、戈各1件，陶项饰、圆陶片各1件，骨和蚌镞共43件。青铜器中M6:1鬲腹部饰斜向弦纹，口径17.8、高24.5厘米（图三∶1）。M6:2盉腹部饰三周弦纹，管形流和两侧的乳丁、盉口在俯视时形成一幅兽面纹构图（图四∶1）。盉高23厘米。发掘简报根据二里岗文化早期灰沟叠压在M6之上的层位关系，认为墓葬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朱凤瀚也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在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早阶段甚至更早[18]。不过，这座墓葬和青铜器的年代应该不会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一般来说，早期青铜器如鼎、鬲等器形会受到同时期陶器的影响，M6:1鬲为瘦高的筒形，完全不同于二里头文化四期而接近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陶鬲。M6:2盉器形与二里岗文化时期同类器一致（图二∶8），而与二里头文化盉明显不同（图二∶4）。特别是M6:1鬲上的斜向弦纹、M6:2盉顶部的兽面纹，同类装饰在其他同类器中，都只见于二里岗文化时期。其中M6:2盉顶俯视效果的兽面纹，过去只见于二里岗文化晚期同类器，如盘龙城李家嘴M2:20盉（图四∶2）[19]。

1987年在郑州陇海北二街发现87C5M1[20]，墓葬为东北—西南向，随葬器物有青铜鼎、爵各1件，陶鬲、尊各1件。发掘简报认为墓葬年代在二里岗文化早期，朱凤瀚认为应当晚至二里岗文化晚期[21]。M1:4鼎（图三∶2），腹部饰细线兽面纹，口径16.5、高20.5厘米。M1:1爵饰弦纹，高14.5厘米。从随葬器物形制上看，M1出土平沿低裆陶鬲与盘龙城杨家湾M6鬲器形相近，青铜鼎、爵与二里岗文化晚期同类器有所不同，因此仍应将其年代定在二里岗文化早期。

图三　郑州商城出土青铜炊器

1.鬲（C8ⅡT166M6:1）　2.鼎（87C5M1:4）

图四　青铜盉顶部俯视效果的兽面纹

1.郑州商城C8ⅡT166M6:2 盉顶　2.盘龙城李家嘴 M2:20盉顶

以上单位青铜器出土情况可归纳为表一。

表一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容器墓葬及同出随葬器物登记表

注：表中器物未注明数量者均为 1 件，斜体字表示仿铜陶器。

以上墓葬所见青铜器的器类，计有鼎、鬲、爵、斝、盉、戈，类别较少。诸单位中，西吴壁M16随葬镶嵌绿松石器，并殉人2具，很明确是墓地中等级最高者。盘龙城杨家湾M6随葬玉戈，也说明其社会等级较高[22]。郑州商城C8M7虽遭破坏但仍可见较大规模，随葬玉戈，等级应该不低。这几座墓葬的墓主，或是地方中心的最高首领，或是政治中心较高级别的贵族。他们墓中随葬的青铜容器在3~4件，应该是当时较高级别贵族可用的青铜器数量。其他等级较低墓葬出土青铜容器的数量在1~3件，说明不同级别贵族可用的青铜器没有量度级的差异，也说明早期国家社会阶层层级不多。综上，二里岗文化早期贵族们或单独使用2件左右的酒器，或将酒器与食器结合，使用3件以上的青铜器，这基本上是当时贵族青铜器的器用情况。

二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要对比观察二里岗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来理解（图二）。

二里岗文化晚期青铜器在郑州商城和盘龙城都有多个单位、数量较多的发现，也在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湖北、安徽等区域许多遗址有所发现，说明当时青铜器使用广泛。这一时期青铜器器类有鼎、方鼎、鬲、甗、簋、觚、爵、斝、尊、罍、壶、盉、盘等容器，戈、矛、钺、刀、镞等兵器，以及锛、斧、凿等工具。这些青铜器来自包括高等级贵族、普通贵族等不同社会群体，其中盘龙城李家嘴M1出土鼎、鬲、簋、觚、爵、斝、尊、壶、盘等22件青铜容器，李家嘴M2出土鼎、鬲、甗、簋、觚、爵、斝、尊、盉、盘等19件青铜容器，以及65件兵器和工具，共84件青铜器，两座墓葬的墓主应当是盘龙城最高首领。当时地方贵族这样规格的器用，表明青铜器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组织。不仅如此，二里岗文化晚期青铜容器常见觚、爵、斝稳定的成套组合，并在较高级别贵族的墓葬中使用多套组合[23]，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器用方式有一定的原则性。在装饰上，大部分青铜容器都装饰兽面纹，装饰的复杂程度和器类、器形以及年代早晚成正比。在铸造技术上，几乎所有青铜器器表光洁，不同类别的青铜器合范技术基本定型，能够处理提链、附耳等铸接技术，工艺及其手段基本成熟[24]。

二里头文化的情况大大不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主要使用锥、刀等器形简单的红铜器，第三期才开始出现青铜容器，第四期爵等容器才多见起来[25]。二里头合金性质的青铜器还主要限于容器。可见，二里头文化较早的一、二期和较晚的三、四期青铜器，发展水平明显处于不同层次，二者具有不同的阶段性。也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随葬铜器的墓葬仍然少见，一座墓葬极少见两件或以上青铜容器。随葬青铜容器的墓葬伴出玉器、绿松石牌饰等高等级礼器，可知这些墓葬社会等级很高。换言之，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容器在当时贵族社会中是罕见之物。这些青铜器少有装饰，器表较为粗糙，同类器器形差异较大[26]，说明制作容器的范型技术尚不稳定。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具有不少接近二里岗文化晚期的特性。在器类上，如表一所示，爵等酒器最为常见，较高等级墓葬青铜礼器由食器和酒器两部分构成。爵、斝、盉等酒器器形较为稳定，说明范型技术已较为定型。目前所见这一时期容器均为三足器，铸造范型都是从三足处设分型面，三块外范和一块芯范为基本范型。同时，所有容器都施加纹饰，兽面纹开始出现，且在西吴壁M16、盘龙城杨家湾M6爵上出现了此后成为主流的带状兽面纹。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这些特征，也是明显区别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主要之处。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也有一些特征接近二里头文化阶段。在器类上，爵几乎是随葬青铜容器墓葬的必选器类，斝、盉等三足酒器较为多见，但尚未形成稳定的组合形式，较高等级贵族使用的青铜器数量还很少。装饰上多使用简单的细线线条，装饰效果缺乏作为礼器的仪式感。制作上鼎、鬲等器形不甚规整（图三），西吴壁M16鼎足为四棱形，延续了二里头87ⅤM1鼎足的原始性。重要的是，这一阶段青铜器器类仍然较少，说明青铜器生产尚未形成二里岗文化晚期的规模。因此，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一方面与其前后时期特征相关联，但在青铜器的生产规模、作为礼器的仪式感方面，基本上还停留在二里头文化阶段的水平，因此将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归入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应该更为合理。

二里岗文化早期还和二里头文化一样使用礼仪性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饮食器为主的陶器，钺、戈等玉器，嵌片组成的绿松石器成为礼仪性器物的三个大类，并分别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了持续发扬。其中，二里头文化爵、盉等陶礼器制作精美，并经常与青铜爵形成组合（表二），是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里岗文化晚期，仿铜陶礼器虽仍有一定数量，但几乎不再出现在墓葬中。自此，青铜容器作为礼器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礼器的突出特征。相比之下，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类别和数量近似于二里头文化晚期，青铜礼器的数量有限，陶质礼器仍然作为补充与青铜器搭配。由表一可见，盘龙城杨家湾M6的陶盉、绛县西吴壁M8的陶鼎、绛县西吴壁M15的陶爵，器形和质感都在表达青铜礼器，属于仿铜陶礼器。在器类上，这些陶器与青铜器互补，形成完整的组合。因此在容器类礼器的构成上，二里岗文化早期仍然延续了二里头文化晚期的模式。

表二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青铜容器墓葬及同出随葬器物登记表

注：表中器物未注明数量者均为 1 件，“?”表示存疑。

三

前文所述宫本一夫等学者将二里头87ⅤM1出土青铜器归属于二里岗文化，是基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生产尚未形成三分外范的范型技术。对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而言，一些技术、器物等细节实际上会影响对青铜器阶段性的认识。

在认定二里头87ⅤM1出土青铜器属于二里岗文化阶段的论证中[32]，宫本一夫比照的典型材料是郑州商城北二七路M2:2爵。他认为该爵腹部以下采用了三外范的铸造技术，并将其作为最早使用三外范范型的典型材料，说明三外范是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典型特征。不过，这件爵近于折腹，形制并不早。M2同出的兽面纹觚、斝[33]，年代也明确属于二里岗文化晚期[34]。实际上，即使二里岗文化早期使用三外范技术，也未必能据此将二里头87ⅤM1出土青铜器划归二里岗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技术演进过程表明，一种新的技术方式并不会遽然、全面地出现。三外范这样的革新性铸造方式，更可能是在不同器类上先后使用，经过一个时期才成为主流技术。实际上，难波纯子已经指出，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中，爵率先进行水平分范。具体的做法是在扁体的腹部使用二外范，腹下三足处使用三外范[35]。除难波纯子论文中举例的东京大学博物馆藏爵外，在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示的87ⅥM57、84ⅥM6两座墓葬出土的爵，足与腹的交接处都不在一个平面，说明这些爵有水平分范，腹下三足使用了三外范。相信在今后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中，还可能发现更多类似三外范铸造的青铜器。二里头87ⅤM1出土的两件青铜器中，只有斝明确为三外范铸造，鼎的范型尚不明确。这样的技术特性，应该不能作为将其划归二里岗文化的依据。

鉴于青铜器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早期表现出的近似性，我们不仅不能单纯地以使用三外范作为判断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的标准，甚至也不能根据类似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器形特征来判断单一青铜器的年代属性。例如肥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两件斝年代被判定为夏代[36]，可能是因其器形有类似二里头84ⅥM9:1斝之处[37]。但这两件斝不仅已采取三外范技术，器形也有类似二里岗文化同类器之处，判断其年代应该审慎。

另外一个重要细节是觚类器。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墓葬出土青铜器中，不难注意到此后常见的觚在这一阶段还未出现。有学者已指出，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一些墓葬中出现的圆陶片，是用于漆觚底部。因此有些少青铜觚而有圆陶片的墓葬，原来可能是有漆觚的[38]。本文表一、表二所列随葬青铜容器墓葬，如郑州商城C8M7、C8ⅡT166M6以及二里头75YLⅦKM7均出土圆陶片，这些墓葬都出土青铜爵，可能存在青铜爵与漆觚的组合。使用漆觚的实例是西吴壁墓地，发掘简报在M16随葬器物中虽然没有报道，但在M16平面图中，第11号器物被标识为“漆觚”并画出觚的轮廓，不远处的第1号条形玉器则很可能是与觚配套使用的“瓒”[39]。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陶礼器也多为爵、盉而罕见觚，这一传统延续到二里岗文化早期墓葬。当时的器用方式可能是陶或青铜的温酒器如爵、斝或盉，搭配作为饮酒器的漆觚。

实际上，二里岗文化晚期偏早阶段，青铜觚仍不多见[40]，比如属于二里岗文化晚期稍早阶段的盘龙城高等级贵族墓李家嘴M2出土4件爵、3件斝而只有1件觚。不过该墓出土有两个圆陶片[41]，如此李家嘴M2原来可能有1件青铜觚和2件漆觚，与爵、斝形成多套酒器组合。

如果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阶段尚未开始使用青铜觚，则我们也要检讨二里头87ⅤM1随葬青铜觚的可能性。87ⅤM1发掘简报描述，1987年施工中发现3件铜器，除鼎、斝各1件外，“另一件据当事人描述，当为铜觚”[42]。这一报道其后为不少研究者采信，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现在看来，我们虽不能否认二里头文化时期使用青铜觚的可能性，但在确定的发现之前，还是应持审慎的态度。

综上所述，就青铜器发展的阶段性而言，二里岗文化早晚两个不同时期应该分别划归青铜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二里岗文化早期更适合与二里头文化晚期归为同一青铜器发展阶段，这样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可称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青铜器生产成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但规模有限，高等级贵族或许还未能拥有多件青铜器。青铜器作为礼仪性器物开始为贵族阶层专用，爵等酒器、鼎等食器成为常规配置。装饰越来越普遍并出现兽面纹，块范法铸造的范型技术也趋于定型。这些特性也为其后阶段青铜器所共有，因此该阶段具有鲜明的开创性。进一步来说，青铜器的制作涉及远程金属资源获取能力和从燃料采备、制范到浇铸等多门类生产技术，青铜器的分配还推动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考古学所见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阶段，又是中原文化迅速扩张和强盛，或者说是中原王朝崛起的阶段，这其中，青铜器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

[1]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郭沫若全集》第七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科学出版社，200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著作所本为三联书店1934年版本。

[2]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第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

[3]徐良高《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上、下），《南方文物》2019年第2、3期。

[4]《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中，第1~24器的年代均标注为“夏晚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图版一~二四，文物出版社，1996年。

[5][日]宫本一夫《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的青铜器生产》，《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许宏等也持类似看法，参见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62~7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7]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95~179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8]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

[9]金岳《中国商代前期青铜容器分期》，《考古学集刊》（第六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陈佩芬《商代殷墟早期以前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常怀颖《盘龙城铜器群与“二里岗风格”的确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

[10]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913~9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不过书中又将二里岗上层一、二期再各分两个小的阶段，似乎有过细之嫌。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5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以下简称《郑州商城》，其中墓葬报道见第562~565页，相关青铜器报道见第674、675页。

[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152~15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14]《河南出士商周青铜器》编辑组《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版八二~八五，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20、22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16]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2022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6期。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2003年第4期。

[18]同[10]，第857页。

[19]李桃元《青铜封口盉》，《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

[20]同[17]。

[21]同[10]，第874页。

[22]玉戈是二里岗文化时期贵族墓葬等级的标志物。参考张昌平《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23]如盘龙城杨家湾M11使用4套觚爵斝组合，杨家湾M4、杨家嘴M2使用2套觚爵斝组合。参考张昌平《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礼器特质——以盘龙城材料为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

[24]张昌平《论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器：一般特性及意义》，《江汉考古》2024年第3期。

[25]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26]二里岗文化早期同类青铜器较为一致，如郑州商城C8M7出土的两件爵。但二里头文化爵器形多样，缺乏一致性，如二里头ⅢM2出土两件爵，器形差异大。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41、242、249~25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铜戚在原报告中被称为铜钺。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84ⅥM9、84ⅥM11资料亦出自该简报。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30]同[27]，第341~343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32][日]宫本一夫《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的青铜器生产》，《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3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年第3期。

[34]朱凤翰也认为这座墓葬年代在二里岗上层二期。同[10]，第872~875页。

[35]難波純子《初現期の青銅彝器》，《史林》第七十二卷第二号，1989年。

[36]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安徽卷》，图版1、2，科学出版社，2019年。

[37]同[4]，图版一四。

[38]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期。

[39]朱渊清《藏礼于器：青铜觚与玉瓒》，《美成在久》2019年第3期。

[40]同[10]，第874、875页。

[41]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第161页文字报道中只提及一件直径4.2厘米的陶饼，但在第154页墓葬平面图中第61、62号是两件大小类似的陶饼。同[15]，第154~161页。

[42]同[31]。

作者：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文物》 2025年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