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事实上，朝廷本有几次能够提前终结战争的机会，但都被当时最高决策者唐玄宗和唐肃宗的一系列失误操作彻底葬送了。

比如著名的邺城之战（又称相州之战），这场战役中号称拥有60万大军的唐军，在形势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居然被史思明仅仅5万人的军队击败了。这一战的失利，犹如多米诺骨牌般，引发河北再度陷落，进而间接导致洛阳第二次失守，战争因此不得不被拖延了整整四年。

在邺城之战爆发前，安庆绪一路从陕州败逃到了河北，蔡希德则从山西撤退至河北，而田承嗣、武令珣也分别从颍川、南阳退回河北，燕军的控制范围仅剩下河北和幽州地区。紧接着，叛军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内讧，安庆绪在张通儒的煽动下，杀害了蔡希德和武令珣，导致叛军士气大降，逃亡事件频繁发生。

当时盘踞幽州的史思明，在部下的劝说下，杀死了安庆绪派来的安守忠和李立节，随后宣布投降唐朝，并计划配合唐军共同对抗安庆绪。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肃宗亲自下令，发动了围剿安庆绪、彻底结束安史之乱的收官战役。这场战役规模庞大，唐军由郭子仪、李光弼、鲁炅、季广琛、崔光远、李嗣业、许叔冀、王思礼、董秦等九个镇守节度使率领的联军组成，兵力超过20万，官方号称多达60万。

到了十月，郭子仪、鲁炅、季广琛、崔光远率先渡过黄河，与李嗣业的部队会师，在卫州一举歼灭了叛军7万人，安庆绪不得不弃城逃遁。郭子仪率军紧追不舍，在愁思岗将安庆绪打得溃不成军，斩杀三万余人。叛军被迫退守邺城，唐军将其团团包围。

经过四个月的严密围困，邺城内物资枯竭，城中人甚至忍无可忍到以人相食，一只老鼠的价格高达九千钱，连马粪也被当作粮食勉强充饥。就在邺城即将被攻下的紧要关头，噩耗传来：史思明反复叛变，率领13万援军奔赴河北支援安庆绪。

虽然史思明的叛变让战局出现了微妙变化，但唐军依旧占据优势。然而，接下来的战斗却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九大节度使突然全部失去战斗力，竟然被史思明仅5万精锐部队一举击溃。

史书上对此的解释是，双方激战时突遇一股怪风吹袭，导致唐军无法站稳阵脚，被迫撤退。史思明则趁势追击，唐军阵线全面崩溃，除李光弼和王思礼的部队保持相对完整外，其他节度使部队损失惨重。

世人常说天命终归正统，哪来这种莫名其妙的妖风呢？这妖风其实来自长安，战场上的偶然掩盖不了根本原因——这场败绩实际上源自唐肃宗的决策失误，正是他亲手葬送了彻底平定安史之乱的最佳时机。

史思明是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若非他突然复叛，邺城根本无需鏖战，郭子仪早在邺城外挖掘了三道壕沟，安庆绪早已如同困兽般无法翻身。

那么，史思明为何降而又复叛？这和唐肃宗的处理不当息息相关。史思明投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唐军猛烈攻势给他施加的巨大压力，二是安庆绪对他的猜忌与压制。

投降后，史思明并未安分守己，仍然与叛军保持勾结，甚至不断扩充兵力。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史思明原本是走投无路才选择投降的，李光弼早就预言他迟早会叛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置史思明其实并不复杂。首先应该稳住他，等彻底解决安庆绪后再对付史思明。河北平定后，应立即北上逼迫史思明归顺，那时他或许也只能死心妥协，即便有冲突，战争范围也只会限于幽州。

然而，唐肃宗却犯了一个大错，派遣乌承恩和阿史那承庆作为内应，试图从内部瓦解史思明的势力。令人无语的是，如果真不信任史思明，直接刺杀不就行了吗？偏偏要在人家地盘上搞分化，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乌承恩的行动被史思明识破，史思明稍施计谋便查获了唐肃宗密令，勃然大怒，斩杀乌承恩、阿史那承庆等两百多人。

此时局势已经恶化，唐肃宗派使者赴幽州试图安抚，虽说亡羊补牢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根本没做好安抚失败的准备。可惜唐肃宗过于自信，认为能完全控制史思明，结果给了对方乘虚而入的机会。

原本可能成为唐军外援的史思明，反而成了内伤。他抵达河北后并未急于援助安庆绪，而是先攻下魏州，筑成大本营，与唐军消耗战。

显而易见，史思明此举是为了迫使安庆绪做出更多让步，同时也观察战场形势，等待最佳出击时机。

两年前，史思明在河北被李光弼和郭子仪接连击败，心中留下阴影。李光弼提出应分兵，一路由自己和郭子仪监视魏州，防止史思明出战，另一线专攻安庆绪。

然而，这一计划被负责监军的太监鱼朝恩否决。

令人费解的是，监军居然有权干涉军队指挥大权，而这场行动没有统一主帅，九大节度使各自为政，鱼朝恩居中“协调”，实际上成了最终决策者。

那么为何不用军中大将郭子仪？这就是唐肃宗的第二大失策——他想遏制各大节度使的军权，而郭子仪是其中最有威望的一位，必须被特别限制。

唐肃宗预期，这场战役结束后，安史之乱终将平息，大唐会重归文治时代。但战争造成的藩镇割据问题，尤为棘手。朔方军最强，郭子仪功勋卓著，未来必成隐患。

于是，唐肃宗选择暗中打压郭子仪，不让其功高震主，毕竟这是必胜的收官之战。

细节显示，唐肃宗私下授权鱼朝恩拉拢李光弼，虽然李光弼同样可能成为隐患，但此时唐肃宗更需要他的支持。

战前会议中，李光弼和鱼朝恩频繁活动，郭子仪却难觅身影，明显被边缘化。

李光弼曾提议调动郭子仪对付史思明，其实是陷郭子仪于不利之地。郭子仪作为主力，围困邺城的先锋，将他调往魏州，无疑是在削弱其力量。

战后，郭子仪成为唯一被弹劾者，失去兵权，他的朔方军被移交李光弼手中，这几乎证明战前就有人预谋打击郭子仪。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战前，唐肃宗就在军中挑起内部矛盾。

朔方军的士兵也不是傻瓜，他们从卫州一路打到邺城，遭遇崔光远的“坐山观虎斗”，从先锋沦为后援，还差点被调往魏州，这明显是针对他们的不公待遇。

刚刚过河就被拆桥，接下来岂不就是卸磨杀驴？

所以，决战关键时刻，朔方军首先被“妖风”吹伤，率先撤出战斗。随即前线军心大乱，鲁炅以箭伤为由擅自退兵。

此时，主力李嗣业因受伤无法参战，崔光远的部队被史思明击溃，九个节度使的兵力骤减四成，军心涣散，战局迅速崩溃。

令人诧异的是，双方混战伤亡惨重，唯独李光弼和王思礼所部损失极少，这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

可见，这场战争九位节度使心怀鬼胎，唐肃宗的“提前量”令手中的胜利之“鸭”飞走。

如果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唐肃宗，恐怕他也难以承受，毕竟若鱼朝恩不出差错，结果不会如此惨烈。

这就是唐肃宗第三大错误——让外行指挥内行。

他不愿启用郭子仪，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郭子仪在军中地位稳固，无人能压制，只能用鱼朝恩这样的监军“协调”，结果指挥混乱。

其实，要想压制郭子仪，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用朔方军，或者只让朔方军做策应，调往幽州防备史思明；二是直接让李光弼任主帅，虽可能引发朔方军不满，但郭子仪自知分寸，不会公然闹事。

没有主帅，谁都可以使小动作，责任难以厘清。可见唐肃宗心理有些狡猾，既想对付郭子仪，又怕事情闹大，只想靠小手段解决问题。

遗憾的是，鱼朝恩监军多年，却水平低下，指挥混乱，节度使们也不服他。决战前，由于史思明的骚扰，粮草供应出现严重问题。

郭子仪和鲁炅选择退出战场，正是因为丧失信心，粮草告急，危机迫在眉睫，而鱼朝恩却浑然不觉，依旧悠闲如常。

当然，鱼朝恩不会自己背锅，李光弼是他盟友，也不会承担责任。

鲁炅冲动退兵后，意识到自己会成为替罪羊，最终选择自尽。

郭子仪则成了唯一被追责的人。

事实证明，朔方军除了郭子仪，没人能真正驾驭。后来李光弼空降掌控朔方军，险些被官兵排挤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