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毛主席在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时，曾在陕西安塞县的王家湾停留了一个多月。这里，他指挥西北野战军成功取得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解放军的士气。然而，敌军方面的胡宗南很快察觉到王家湾的异常，猜测毛主席的身影可能就在其中。于是，他派遣刘勘带领五万大军，力图一举捣毁我党的领导核心，给毛主席来个“全歼战”。

此时，毛主席身边仅有几百名人员，大部分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形势愈发显得危急。面对这样的困境，毛主席与任弼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如何撤离的问题。任弼时主张向东撤离，他的理由非常充分：首先，敌军的主力已从西面过来，我们为了避免与其正面交锋，最好朝东走；其次，即使无法彻底摆脱敌军，东面渡过黄河后，可以进入我党的根据地，保障安全。

然而，毛主席并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认为，敌军并非傻瓜，刘勘必定会预测到我方会向东撤退，并提前在东面埋下埋伏，这样一来，我军就会被前后夹击，失去退路；而且，即使我们暂时摆脱了敌军，渡过黄河之后，黄河以东的解放军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这对全局不利，可能会影响到华北、中原和华东的战线。

毛主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绝不越过黄河。这不仅因为他清楚只要留在陕北，便能有效牵制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使其无法东进，同时也减轻了其他战线的压力。刘邓大军正在准备千里挺进大别山，若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渡过黄河，胡宗南的部队必然会东进，进一步加大对刘邓军的围追堵截，局势将更加严峻。因此，毛主席选择了坚持不越过黄河，哪怕是自身面临更大的风险。

虽然任弼时的建议完全是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毕竟他深知毛主席是我党领导的核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因此保护毛主席的安全是首要任务。而毛主席的决策，则更多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到大局，宁可冒险，也不能让其他战线受到过多影响。

在这种局面下，周恩来的智慧和全局观再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时，中央“五大书记”已经有了明确分工，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西柏坡，而毛主席与周恩来、任弼时则继续在陕北作战。因此，当毛主席和任弼时发生意见分歧时，周恩来的站位显得格外重要。

周恩来究竟会站在哪一边呢？从保护毛主席安全的角度，周恩来自然倾向于支持任弼时的意见——向东撤离，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然而，周恩来也深知，渡过黄河对全局极为不利，因此他最终选择支持毛主席的决定。

然而，单纯向西撤退依旧面临巨大风险，毛主席的安全如何保障呢？周恩来在此时展现了他一贯的灵活与周到，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们的主要方向是向西走，但为了避免与刘勘的部队碰面，我们可以先向北行进，绕过敌军，再转向西进。”这一方案既保证了全局战略，也能避免与敌军的正面冲突，真可谓是巧妙的解决办法。

听取周恩来建议后，毛主席和任弼时都表示赞同。这一决策迅速解决了双方的分歧，撤退计划得以顺利制定。然而，即便是绕道北行，危险依然如影随形。几次，我们的队伍几乎与敌军擦肩而过，甚至能听见敌人谈话的声音，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只要稍有不慎，敌军就可能察觉到我们的行踪，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运的是，毛主席的身边总是有一股莫名的好运。在这次险境中，我们的队伍没有被敌军发现，最终成功绕过敌军包围，找到了生机，终于迎来了曙光。

这一事件，后来成为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的经典案例，也彰显了两位伟大领导人对于战略和灵活应变的超凡智慧。他们的果敢和智慧，保障了我党在最危急的时刻得以安然脱险，为后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