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期，随着均田制的逐步瓦解，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有的沦为大地主的佃农，有的选择参军，最为悲惨的则是那些没有生计来源的流民。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财税体系崩溃，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断积累，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尽管唐玄宗初期，唐朝进入了盛世的开元时代，社会经济表面上看似繁荣，但背后的危机已悄然形成。例如，唐朝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府兵本是拥有一定土地和财富的自耕农，他们需要自备武器参军。然而，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许多府兵失去了土地，成了贫困农民，甚至无法负担参军所需的武器，最终流亡四方。府兵来源的枯竭迫使朝廷改革兵制，由国家出资招募士兵，并吸纳部分流民进入军队。

然而，尽管这种变化早已埋下了隐患，危机并未立刻显现。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社会问题才被掩盖。然而，这场动乱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稳定。战乱过后，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冲击，唐朝长期实施的财税政策也陷入瘫痪，君臣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此，两税法应运而生。

中国历朝历代都面临着土地问题，尤其是封建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常常推动社会的变化。每个王朝在初期都需要通过合理的土地分配来恢复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形成了人地矛盾。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当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原本人人都可以享有的土地权益变成了特权，很多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只能依附他人，成为佃农或流民。

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英国的“圈地运动”也是类似的土地兼并行为。不同的是，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往往能转向城市，从事工厂工作，这也促进了英国社会的进步。而中国古代，商业和制造业规模小，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被新兴行业吸纳，只能成为流民，生计难以保障。

这种状况对封建政府极为不利，因为封建政权的税收主要来自自耕农。大量农民破产后，政府的税收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应对这一困境，唐朝早期曾实行均田制，并通过租庸调制对百姓征税。每个公民都有分得土地的权利，国家根据人口进行税收，或者让百姓进行劳役。这些措施需要详尽的户籍记录，以便实施土地分配和征税。

然而，随着均田制的崩溃，许多百姓失去了土地，只能逃入城市或成为流民。唐朝的户籍制度变得异常复杂，维护这一制度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然而，随着唐中期政治腐败，脱田逃籍现象愈演愈烈，政府的户籍制度逐渐失效，无法有效进行分田和征税，税收混乱，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唐朝还面临藩镇割据的问题，地方藩镇不受中央控制，甚至垄断了地方税源，拒绝上缴给朝廷。中央财政本已捉襟见肘，再加上地方割据，唐朝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争取重新掌控地方财权，但这一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

在此背景下，杨炎这一历史人物应运而生。杨炎，凤翔府天兴县人，凭借才能进入仕途，曾任中书舍人，后得到宰相元载的赏识，升任吏部侍郎。然而，在元载倒台后，杨炎因与元载有过关系被贬为道州司马。最终，经过宰相崔祐甫的举荐，杨炎在德宗时期再次起用，官至宰相。

杨炎最为著名的成就是推动了唐朝的“两税法”改革。杨炎和他的同时代人刘晏，都是唐朝的杰出财政学家。两人在政坛上有着激烈的竞争，杨炎希望通过改革来削弱刘晏的政治地位，因此推出了两税法。

两税法的核心思想是将繁杂的税目合并为“户税”和“地税”，并在夏秋两季统一征收。相比以前按人丁征税，改为根据财富的多少征税，富人多缴，穷人少缴，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公平。

杨炎在税收原则上进一步创新，他提出了“量出以制入”的理念，财政预算向各地分摊，并以此为依据征税。这种做法要求政府提前测算出税收需求，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配税负，进而避免了过去“量入为出”的盲目性。此外，杨炎改变了传统的按户籍征税方式，所有居民按居住地进行纳税，从而使得流失的税户重新纳入税收体系，增加了财政收入。

两税法在操作中，税率并不统一，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这使得税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同时，两税法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分配问题，中央派遣官员到地方进行税额确认，明确上交、保留及地方使用的比例，确保了中央财政的稳定。

从实践效果看，杨炎的两税法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简化了税制，提升了征税效率，实现了“量能负担”的原则，有效提高了财政收入。然而，这一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税负的不均衡成为了一个显著问题。由于地方税额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确定的，导致不同地方甚至同一地区内部的税负差异极大。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改革前后的税额不一致，如果税负增加，部分农民可能会选择逃籍。

其次，税收依据“大历十四年垦田数”的做法也面临问题，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农户的实际占田数早已发生变化，这一标准显得不切实际。

此外，虽然两税法取消了过去按人丁为本的征税方式，但仍然存在着执行困难。因为个人财富会发生波动，而唐朝并未建立起定期财产审查机制，这给税务的实际执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增加了行政成本，并导致对弱势群体的忽视，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

再者，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了税收方式。虽然两税法规定以货币缴纳，但由于货币贬值，政府实际要求百姓以实物如绢帛进行缴税，这给了官员额外的操作空间，导致百姓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原定税额。

最后，虽然两税法简化了税制，但没有完善的灾情应对机制。唐朝历史上每当发生灾情，都会有免税优待政策，但两税法并没有顾及这一点，导致在灾难发生时，地方百姓面临极大的困境。

总的来说，尽管两税法在某些方面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它适应了唐朝中期社会的现实变化，试图通过税制改革来解决财政困境。然而，由于执行中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并未能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