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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捌期

图1 西楚霸王项羽画像

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相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历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篇章，也是历史探究中饶有趣味的内容。这一时期，两位农民起义的领袖项羽和刘邦，是当之无愧的时代主角。他们在楚河汉界上纵横疆场、争夺民心，围绕他们还形成了许多令后人着迷的成语和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形象仍继续活跃在戏剧小说、影视剧集、电视讲坛等传奇演绎和历史语境中。遗憾的是，人们在探析和总结楚亡汉兴的原因时，往往一味突出《史记》等史书描述的当事者的性格因素，而忽视其时代和处境，缺乏“同情与理解”。例如，秦亡之后项羽拥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兵力，但他在攻占咸阳后并没有立刻称帝，而是分封诸侯、带兵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论者多以此认为项羽观念传统，不会审时度势，没有长远眼光。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不能只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项羽后来在楚汉相争中败于刘邦，就否定其一切军事、政治决策。我们需要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当事人身处的局势，以及史书史料的立场、特征等角度，爬梳比对，审辨反思。因此，“项羽还乡”这个貌似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图2 秦末农民大起义

数字也会说谎——项羽具备称帝的绝对实力吗？

当项羽攻下函谷关到达戏西时，其麾下军队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史记》中多次对比了双方士兵数量，并且给出了明确的数据，“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可是，军队的规模可以与军事实力简单地画上等号吗？这四十万大军可以成为项羽争夺天下的依靠吗？

图3 汉高祖刘邦画像

项梁、项羽在家乡起兵之初，“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得精兵八千人”。随着陈婴、英布等部队的加入，项梁、项羽军到达下邳时达到了六七万人。项梁、项羽军后又兼并了周围的秦嘉军，并在与秦军的作战中逐渐壮大成秦王朝的主要威胁。因此，秦王朝在章邯多次战败的情况下，仍“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目的就是集中主要兵力，解决这一心头大患，加之项梁的轻敌，齐国又“不肯发兵助楚”，最终定陶之战项梁兵败身死。战后，秦军转攻赵国，觉得楚军已不足为虑——“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楚国方面则上下惊恐，如遭遇灭顶之灾——“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败，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从秦、楚两方的反应中可看出，此前以八千江东子弟为核心的楚军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否则在项羽、吕臣、刘邦仍各领一军的情况下，楚国上下不可能会一片恐慌，名将章邯也不会冒着被夹击的风险，放弃先前的目标转而攻打赵国。定陶之战后，楚怀王熊心先是“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后又任命与项梁、项羽有分歧的宋义为上将军，“诸别将皆属宋义”。目项羽及其亲信范增只被任命为次将、末将。随着定陶之战后项梁、项羽集团实力的大幅衰减，其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也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

图4 司马迁画像

在救援赵国的过程中，项羽袭杀了宋义，凭借项氏拥立楚怀王熊心的政治遗产，成了代理上将军。楚怀王熊心迫于形势，追认项羽为楚国的上将军，并将英布、蒲将军的部队也交给项羽统率。巨鹿之战中，由于诸侯作壁上观，楚军作为与秦军反复拉锯的主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面对章邯欲降时，“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仍然面临粮草不济的问题。巨鹿之战胜利后，项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自此能够指挥诸侯先前派出的用来援助赵国的军队。但是，这种“指挥”是有限制和代价的，司马迁称之为“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目，田余庆亦称之为“合纵之师”。项羽在接到诸侯军将领的报告后，意识到二十万秦军降兵在诸侯军的欺辱下渐生反叛之意，但他并没有召集与秦军有宿怨的诸侯军将领商讨对策，而是只找了属于楚军集团的英布、蒲将军来谋划，并由楚军负责执行命令。可见项羽并不能完全节制诸侯的军队，也并不完全信任诸侯的军队。正因如此，项羽更需要尽可能地笼络这支联军的将领们，维系四十万众的体量以震慑秦王朝的残余势力与先入关的刘邦集团。项羽绕开了楚怀王熊心和诸侯国的君主，对赵将司马印、赵相张耳、鄱君吴芮、燕将臧荼、齐将田都等人进行分封，这便是对诸侯军将领们将他奉为盟主的直接回报。在反秦的名义和封赏的诱惑下，诸侯军将领们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服从项羽的命令。“（项羽）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一旦条件有缺，连楚国集团内部的英布都会以虚与委蛇的态度应对项羽的征召。

反观刘邦军，西进入关，秦军抵抗较弱，又“收陈王、项梁散卒”，在以丰沛子弟为核心力量的基础上，不断壮大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相较于项羽多次屠城杀降，刘邦在西进过程中注意保护百姓，进入咸阳之后更是约法三章，赢得了关中人民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齐地的田荣与楚国有矛盾，没有出兵援赵攻秦，且实力颇强，日后还统一了三齐之地并与项羽开战。因此，不管是从项羽对麾下诸侯军的松散控制和始终困扰自身的补给问题来看，还是从刘邦、田荣这些潜在对手不容小觑的实力来看，称项羽拥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都有望文生义之嫌。

同名未必同义——项羽分封只是观念传统吗？

有人认为秦朝覆灭后，项羽不趁势统一天下，反而分封诸侯，是一次历史的倒退。加之项羽旧贵族的身份，因此将其分封诸侯视为六国旧贵族对统一体制的反对和对西周分封体制的复辟。但《后汉书》却明确指出，“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认为汉初的郡国并行制是对项羽分封诸侯的延续。所以，对于项羽分封诸侯，还需要因时因势分析。

《左传》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是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在平定三监之乱、疆域一统之后为巩固统治而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史记》将项羽分封诸侯称为“诸侯之相王”。何为诸侯相王？项羽分封诸侯之时，名义上只是楚怀王熊心任命的上将军和诸侯军将领推举的联军领袖，如果没有诸将自发地对分封结果的认可，项羽的分封决定并无效力可言。事实上，除关中等部分地区外，多数被分封的地区是秦二世元年以来六国复国后的疆域，如果项羽没有联军作后盾，赵歇、田市、楚怀王熊心等国君不会甘心自己的领土无故被项羽和自己的部将分割。也正因为项羽的分封本质上是与诸将合谋，挟联军以令天下的结果，而非周王授土、授民般名正言顺，所以项羽与被分封的诸将之间，并没有形成类似西周时期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较为严密的从属关系。项羽仅自封为西楚霸王，仅是名义上的诸侯盟主。

西周的分封制以姬姓贵族为分封主体，重视血缘宗法关系。项羽分封诸侯时却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在项羽看来，秦末起义以来复立楚怀王熊心、齐王田市、赵王歇等旧王族只是反秦的权宜之计，他并不会恢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关系，秦朝灭亡后的政治格局要根据军功和军事力量来进行划分。因此，九江王英布、汉王刘邦、燕王臧荼等都不是王族和贵族，只是因立有军功又掌握兵权而被封王。临淄王田都、济北王田安虽是旧王族，但也是跟随项羽抗秦有功的将领。而楚怀王熊心、齐王田市、赵王歇等虽有着六国王族之后的血脉，却在项羽的分封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王号。

项羽分封诸侯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什么？田余庆等人认为，“秦已灭，则患在诸侯。尽徙故王王恶地，羽之谋也”。项羽将秦地一分为四，让实力稍弱的三位降将分割相对富庶的三秦，把实力较强的刘邦分封到相对偏远的巴蜀汉中地区，使其相互牵制，尽量避免任何一方势力独占关中。齐国在关东六国中仅次于楚国且与楚国接壤。项羽不分封实力最强的田荣，而是分封地位较低的田都、田安两个武将以分割齐国土地并制造混乱。魏国、韩国的大部分土地则被项羽的西楚国吞并。而原本的楚国内部，英布、吴芮、共敖被分封在今安徽淮河以南、长江中游及以南地区。项羽自封战国后期属于楚国精华地区的西楚九郡，其内部实行郡县制，并未层层分封。项羽分封措施的失误之一就是将其意图过早地暴露，韩信、陈馀等皆表达过对项羽分封政策“厚己薄彼”的不满。相较之下，刘邦的心机则更为深沉，楚汉相争时他更为果断地利用分封政策招揽人心，待到天下大势已定才剪灭异姓诸侯王。因此，项羽分封诸侯，只是由于当时分裂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其自身实力又不足以兼并群雄的情势采取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能因为作为受封对象的刘邦成功开启了西汉时代，就断言项羽的失败是因为他观念传统，复辟旧制。此一时彼一时，两人所处的时和势都大不相同。

不以成败论英雄——项羽还乡一定是目光短浅吗？

图5 《史记》书影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后人将项羽这番言论与其都彭城联系起来，并与刘邦都长安，最终一统天下形成对比，以此作为项羽目光短浅，招致失败的依据。

然而后人有所不知，在这一时期，涉及“衣绣夜行”的言论并非孤例，也不含贬义。如《华阳国志·巴志》：“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汉书·朱买臣传》：“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后汉书·景丹传》：“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顿首谢。”目《三国志·魏书·徐晃传》：“文帝即位，封灵鄃侯，增其户邑。诏曰：‘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邵，功逾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喻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从这些有为君主与有功之臣的对话中看不出丝毫的讥讽之意。可见“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应是这一时期流行俗语，并无特定的感情色彩。因此，对项羽这番言论还须代入特定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分析。

图6 吕思勉

吕思勉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评述：“秦亡后五年，天下复定于一，此乃事势推移使然。当时方以秦灭六国为暴无道，诋秦曰强虎狼，安有一人，敢继秦而欲帝天下？”刘邦先入关中后，产生过独霸关中的念头，派军扼守函谷关。结果激起了项羽和诸侯联军的愤怒，函谷关很快就被联军攻陷。关中经过秦国多年经营，经济发达，地理上有崤函之固，历史上有秦灭六国的先例。正是因为关中的重要性世人皆知因此任何一方独霸关中，其兼并天下的野心就会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成为众矢之的。在秦朝刚刚覆灭，诸雄会于戏下之时，哪一方都不具备直接兼并群雄的绝对优势，故诸侯相王，对秦地做了一剖为四，使其相互制约的安排。加之项羽对秦降军的屠戮和对咸阳等城市的洗劫，他也很难得到关中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刘邦统一关中是在分封之后，把握住了诸侯相互攻伐，无暇西顾的契机和前期善待关中民众的结果。

都彭城，是项羽对当时情势权衡的结果。据今学者考证，秦汉时期彭城水陆交通便利，是一个地方性的经济都会，且临近产粮区。定陶之战后，楚怀王熊心就已定都于此。彭城已逐渐成为楚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汉元年四月项羽回到彭城后一直到汉二年正月项羽出兵讨伐田荣，九个月间“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明明天下已经大乱，但项羽只诛杀韩王成，改立郑昌为韩王，坐视田荣将田都、田安一个个打败，一统三齐之地。在义帝死前，项羽并未离开楚地带兵讨伐任何一方。项羽不是感受不到日益危急的外部局势，而是在西楚九郡乃至都城彭城内，楚怀王熊心的势力是一种更迫在眉睫的威胁。自定陶之败后，项羽就缺乏忠于自己的核心力量去控制楚怀王熊心。加之袭杀宋义、不遵怀王约等冲突的发生，楚国内部派系之间已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以至于项羽逼迫楚怀王熊心迁都长沙郴县后还要指使英布等人谋杀他。还乡、都彭城、杀义帝未必是项羽的最佳策略，但是这一系列行动应是项羽及其智囊团深思熟虑的结果，而非胸无大志、目光短浅之举。

史料，请起立——360度察看史料的体态样貌

不同于自然科学实验、数理分析等实证的方法，历史学的实证精神讲求广泛搜集史料，理性客观地鉴别分析，准确全面地提取历史信息，以为历史解释提供坚实的依据。因此，有必要让史料“立体”起来，观察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历史信息。就“项羽还乡”而言，我们既要看到其“沐猴而冠”般的丑态，也要看到其“霸王别姬”式的无奈。

其次，无论是历史的撰写者还是历史的诠释者，都需要运用各种历史概念和术语作为表征和阐释历史的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概念、术语本身亦是历史，如果忽视了其在漫长历史中的含义的变迁，史料解读很容易变成史料误读。20世纪以来，布鲁纳、科塞雷克等学者曾试图通过历史过渡时期核心概念的含义嬗变，揭示时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其成因。这一理论丰富了文献史料的利用方式，即历史信息不仅能从历史文本所记述的事物内容中提取，还能从文本中概念、术语等语言结构中提取。因此，概念、术语本身就蕴含历史，考察史料实证素养也可以从概念、术语本身入手。如前文所述，类似“衣绣夜行”的话许多人都说过，但是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不能用今天的感情倾向去衡量古人的价值判断。

图7 北京社稷坛古建额枋彩绘“鸿门宴”

此外，史料不能直接等同于史实，我国历史著作中有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等传统，西方史学发展也经历过对兰克“如实直书”的批判和近代的语言学转向。“项羽还乡”的故事来源于《史记》，司马迁专门为项羽立“本纪”，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位失败英雄的尊重。《项羽本纪》中的许多场景极具戏剧色彩，学书学剑、街见始皇、击杀宋义、鸿门宴、逼死乌江等，都是文学与历史交织，创造了如取而代之、先发制人、破釜沉舟、项庄舞剑、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成语。司马迁对项羽的文学化处理，背后有他自己的复杂心理：虽然生活在大一统的强盛时代，但是他本人遭受过帝国政权的迫害，因而对与帝国政权竞争、反抗帝国政权的失败者寄予较多的同情。无论是对再次推行分封的项羽，还是对苦战无功的李广、李陵祖孙，甚至是对田横、鲁仲连、赵氏孤儿这些敢于抗暴的义士，司马迁都倾注了相当多的感情，惋惜他们的人生。所以，基于史传文学的自身特点，读史时我们不能完全陷入历史撰写者的“圈套”之中，一味替他们作注疏，而应当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体透视史料，明察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面临的处境，虑及他们的困扰和难处，才能冷静、合理地评判历史人物及其抉择。

文|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薛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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