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善于作战的人，首先让自己处于不可被战胜的状态，再等待敌人显露出可被击败的破绽。所谓“不可胜”，是自身实力的坚不可摧；“可胜”，则是敌人的脆弱可攻。

——《孙子兵法》

若要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挑出几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清军入关并在短短十几年内称雄天下，绝对是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

在清军入关之前，满洲手中真正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连同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大约不过八万人左右，而满洲地区总人口也未超过百万。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关内的汉人数量超过一亿。

满清政权本质上是外来政权，无论是财富积累，还是政治经验，都远远不及东南沿海受东林党庇护的汉族地方势力，更无法与南明朝廷中那些长期在官场摸爬滚打的官员相提并论。

而且，清军入关后，并非所有政策都是明智之举。比如，在政权尚未完全稳固之时，推行剃发令，这样极具争议的政策，无疑等同于自毁长城，极大地刺激了广大汉族民众的抵抗情绪。

当然，南明内部的激烈内斗为满清夺权提供了重要助力，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满清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异常激烈。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衮大肆清洗皇太子长子豪格的支持者；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又反过来清洗多尔衮的势力。每一次权力争夺都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清洗，手段极其严厉。

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满清政权最终还是击败了所有对手，成功统一了中国。

细细品读明朝灭亡、清朝兴起这段历史，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感受：南明政权屡屡看似即将反败为胜，却总是功亏一篑；而满清政权却多次陷入绝境，却又奇迹般地化险为夷。

如果这种情况只发生一两次，可以归因于运气，但屡次反复，必定有一套深层逻辑在背后支撑，这套逻辑的根本源头可以追溯到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法——中央集权。

自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以来，中央集权便收归了地方绝大多数权力，理论上，地方不可能与中央抗衡。

由于所有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距离中央越近的地方，所能获得的资源也越丰富，这里的“近”既包括地理上的靠近，也涵盖文化上的认同感。努尔哈赤，作为位于帝国边陲的少数民族小酋长，在明朝中央集权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能取得的成就本应非常有限。

努尔哈赤酷爱《三国演义》，起初他可能仅仅被那些英雄故事吸引，但细读其中情节，他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权力密码：一个帝国的中央集权一旦开始衰落，往往难以逆转，有志之士便能凭借此机，组织势力建立新的中央政权。而中央集权衰退的显著标志，就是对边疆地区控制力的削弱。

东汉时期，中央政权无法有效镇压北方的匈奴、羌人和乌桓，紧接着爆发了黄巾起义，天下陷入大乱，群雄割据。而彼时，明帝国对北方蒙古和东北女真族（实际上很多是其他民族的混合体）的控制也在逐步弱化。

中央集权力一旦减弱，对野心家来说，处于边陲地区不仅不是劣势，反而是有利因素——距离中央更远，意味着受中央制约更少。

如此一来，这些帝国边缘的野心家便能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只要不太过分，帝国中央往往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三国时期就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叫做“藩属”，即“国中之国”：比如藏霸是曹操的藩属，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太史慈则是孙策的藩属；更大范围而言，袁绍、曹操、孙坚、董卓等，都名义上是汉帝国臣子，实际上却拥有各自割据一方的军政大权。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只要他仍旧以大明臣子的身份示人，明朝对此便大多采取容忍态度，因为要彻底剿灭他代价太大。

说到努尔哈赤的崛起，必须提到一位重要人物：曾长期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

努尔哈赤正是在李成梁的眼皮底下逐渐壮大，因此有人说李成梁“养寇自重”，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若因此断定李成梁是祸国殃民的庸才，那就没理解明末的政治复杂局面了。实际上，明末朝廷已逐渐军阀化，而李成梁家族在辽东地区则是典型的军阀代表。

“寇”实际上是地方军阀得以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东汉末年，虽然豪强有钱有势，但多是秘密组建私人武装，没人敢公开招兵买马。直到黄巾起义爆发，汉帝国被迫下放军权与财权，地方军阀才敢公开招兵。

努尔哈赤其实是李成梁眼中的“寇”之一。在明朝后期，军阀与中央的关系逐渐由单纯的从属转向合作，只是当时明廷实力尚存，李成梁虽已半独立，却不敢公开与朝廷为敌，只能暗中发展势力。

一个王朝走向末期，必然出现两大结果：财政崩溃和控制力减弱。而这二者往往相互促进。控制力的关键在于对军队的掌控，军队一旦出现军阀化，几乎预示政权灭亡的开始。

汉末与明末的差别在于，汉末的军阀公开张扬，而明末军阀则暗中活动。军队军阀化往往会引发各种怪象，例如朝鲜战争后，戚家军内部因军饷纠纷，被所谓“北军”诱杀，两千余名戚家军战士惨死刀下。对杀手们而言，那些被杀者早已不是“同袍”，而是另一股军阀势力的敌人。

随着中央集权日益衰弱，地方军阀愈发猖獗。到明帝国最后几年，几乎可以说是军阀遍地，明白这一点后，便能理解为何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左良玉虽然麾下拥有数十万大军，却迟迟不愿出兵救援。崇祯皇帝曾承诺，只要左良玉援助京城，他家族就可长期在湖北掌兵，这说明即便是权力至上的崇祯皇帝，最终也不得不接受明帝国已是他本人与各地军阀共治的现实，而他与军阀的关系也从从属转为合作。

努尔哈赤这个少数民族边疆军阀，在明帝国中央集权瓦解的过程中不断游走，逐步壮大，明帝国对此无可奈何。

努尔哈赤设立的八旗制度，虽然仍保留游牧部落的影子，但努尔哈赤深谙汉文化，始终致力于建设一种中央集权体制。

起初，努尔哈赤主要依靠个人威望维系各女真部落的统一，因此其政权尚难称得上完全的中央集权国家。

后金政权的中央集权最危急的时期是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刚继位时。彼时，各旗主和王爷们的军队几乎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幸运的是，皇太极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有才干，他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后金政权由狩猎游牧社会转向半农半牧，社会性质也从半奴隶制逐步过渡为封建制。

中国两千多年前便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并非因为秦始皇个人多么英明神武，而是因为这种制度极其适合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很难建立稳定的中央集权，哪怕建立了，也多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威望，一旦强力君主逝去，中央权力便难以维持。而在农业社会，一旦中央集权确立且国家机器高效运行，这种制度就会长期稳定。

努尔哈赤以个人能力和威望为后金政权埋下中央集权的种子，他的儿子皇太极则从经济和制度上将后金打造为一个具备完整中央集权的政权。

当然，后金（满清）政权建立中央集权，并非完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