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命运在美苏两大国的博弈中逐渐发生了改变，最终分裂为今天的朝鲜与韩国。然而，在数百年前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无论是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还是在日本占领后的流亡大韩帝国，这片土地的“名义”主人，一直是朝鲜本身。这里所讨论的“朝鲜”，并非现代的朝鲜半岛，而是指那个曾经统一的国家。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朝鲜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却在近代遭遇日本的逐步吞并，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一历史变故面前，中国似乎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同情之情。

在先秦时期，所谓的“中国”，实际上是指位于今天河南的中原地区，当时的人们将四周的民族和政权统称为“四夷”。不管这些称呼如何，至少能证明中国自先秦时期便已经开始关注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展，原本属于“四夷”的地方逐渐纳入中国版图，但对周边民族的关注始终没有停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朝鲜半岛。

作为中华文明圈的重要一员，朝鲜半岛上的各个朝代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深远。中国在观察自己的“小兄弟”朝鲜时，也常常会通过朝鲜的情况来反观自身。进入近代后，随着日本的崛起，朝鲜成为了其觊觎的对象。经过多次中日交锋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最终不得不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1897年，朝鲜高宗自立为“大韩帝国”，但在1910年，被日本完全吞并。可以说，无论是朝鲜还是“大韩帝国”，随着中国对其控制的逐渐丧失，中国对朝鲜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已经意识到朝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若不采取措施，朝鲜迟早会被日本或俄罗斯吞并。此时的大清虽然依旧在东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甲午战争后的彻底失败让中国的“话语权”丧失殆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朝鲜一步步被日本吞并。按理说，作为朝鲜的“上国”，中国理应为朝鲜的灭亡感到痛心。然而，奇怪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从朝廷到民众，似乎没有表现出多少震惊或悲伤。

为什么在当时，中国人对朝鲜的灭亡反应如此冷淡，甚至没有同情心？这要从当时的社会思潮谈起。众所周知，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时，赋予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名句，旨在通过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激励中国进行自我改革与复兴。严复通过引导这一思想，意图促使中国人改变自己落后的局面，但他并未能控制这一思想的社会扩展。正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中国虽然对自身遭遇屈辱感到愤懑，但却在长期的压迫下逐渐接受了这一“自然法则”，认为朝鲜的灭亡不过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

当时的国人不仅很少为朝鲜的遭遇表示同情，甚至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还开始寻找朝鲜的种种缺点，认为正是这些缺点导致了朝鲜的灭亡。其中最常见的批评是，朝鲜过于依赖外国势力，失去了自主性，最终被日本吞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批评的声音，在朝鲜灭亡多年后依然存在。其他批评还包括朝鲜人民缺乏爱国情怀、政府处理两面外交不当等。总的来说，在朝鲜被日本强力吞并之后，中国人并没有将罪魁祸首日本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反而将批评的焦点指向了朝鲜，认为它是自取灭亡的。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对常理的挑战。

如前所述，朝鲜在1910年灭亡后，国内却掀起了一波对朝鲜自身的批评，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一些不同声音。例如，戴季陶就认为中国人对朝鲜灭亡的反应过于冷静，甚至“无情”到理性过度。事实上，中国人并不缺乏对日本的仇恨，尤其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后，面对日本的压迫，民众的反抗精神更加激烈。但在长时间西方压力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甚至开始失望。

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失望，促使了“自省”思想的浮现。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中国人常常认为，朝鲜的灭亡不是外部日本的侵略，而是朝鲜自身“不争气”的结果。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依赖外力无法确保独立，唯有自我努力才能摆脱困境。朝鲜政府在历经多次依赖中国、西方乃至日本后，显然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抵抗外来侵略，这一点深深刺痛了中国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朝鲜的态度体现了中国人内心的悖论。尽管中国人明知日本才是最大敌人，但却往往转向批评朝鲜，因为这样可以通过“批判”朝鲜来反观自我，唤醒民众的自我觉醒。中国人知道批评日本无济于事，但通过反思自身和批评朝鲜，反而可能激发出一种奋发图强的精神。

“自省”精神正是中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朝鲜灭亡后的百般批评中，中国人的核心思考依然是自我觉醒。在面对民族危机和屈辱时，指望列强的“仁慈”显然是空想，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摆脱困境。如今，尽管“自省”一词在网络语境中有时带有贬义，但回归本义，它依旧是我们前行过程中的必要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