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876年12月1日，寒风刺骨的深夜，上海虹口码头，朦胧的灯光下，一艘英国邮轮缓缓启航，朝着遥远的英伦岛屿驶去。船上的一位年约六旬的中国老者，悄然踏上了万里征途，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使命。他，便是郭嵩焘——大清帝国的首任驻外公使。

横渡重洋，海天辽阔，波涛汹涌，云雾缭绕，这趟远行承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正如那时的外交形势，暗潮汹涌，充满变数。回想一年前，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马嘉理带领武装探险队从缅甸进入云南，企图探索边境，却因与少数民族冲突而遭致杀害。这起被称为“马嘉理事件”的冲突，成为英国政府迫使清朝签订《烟台条约》的导火索。条约的内容之一便是要求中国派遣钦差大臣赴英“道歉”，并派驻公使常驻英国。

今天来看，国家之间互派大使已是常态，但放在当时的大清帝国，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甚至比赔款、割地还要让朝廷和百姓难以接受。中国自古自视为“天朝上国”，认为周边的国家和部落只应前来“称臣纳贡”，而从不派遣驻外使节。即便是外交往来，也仅限于册封、宣慰，绝没有平等的外交关系。明朝时期，朝鲜的太监被称为“天使”，而中国的使者却永远是高高在上的。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宗藩体系”理念，而这种理念并不容许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也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一条款深感排斥，甚至要求外国公使在北京暂住时必须遵循一系列极为苛刻的礼仪，譬如必须向皇帝行跪拜礼，不准携带家眷等。这种观念由乾隆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面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时，因其拒绝行“跪拜”礼仪以及要求建立平等贸易关系，最终被驱逐出中国。而这一切的结局，正是英法联军的侵略，迫使清廷接受了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现实。

贰

时间流逝，十六年一晃而过。大清朝廷的帝王更迭，从咸丰到同治，再到光绪，但社会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在当时，出使西方，尤其是出任大使，不仅不光彩，甚至被视为“有辱名节”，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从“礼仪之邦”降格为“蛮夷之邦”，这对士大夫阶层而言，无异于丧失面子，丧失尊严。

作为第一位出使西方的中国官员，郭嵩焘面对的压力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家乡湖南的士绅群体尤为激烈，许多人认为出洋是“事鬼”之举，简直是“汉奸”行为，甚至有人扬言要砸毁他的房子，剥夺他的家族名誉。名士王闿运更是刻意编写对联讽刺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与郭嵩焘本是同乡，同为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王闿运在这时以刻薄的对联公然与郭嵩焘划清界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风气。与这些激烈反应不同的是，慈禧太后反而表现得相对冷静，她在郭嵩焘出国之前，亲自召见并劝慰他要忍辱负重，不要在意世人的非议。

“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朝廷之所以选择郭嵩焘，除了无人愿意出洋的现实，还有他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郭嵩焘早年便与西学接触，尤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曾国藩共事，接触了大量西方知识。他曾赴上海参观外国的图书馆和轮船，受到极大启发，并始终积极推动“洋务”改革。他提出让商人经营近代企业的理念，甚至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明确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批驳了单纯将西方强盛归因于“船坚炮利”的观念。

郭嵩焘的超前思维在当时无疑是异类，他对“中体西用”的“洋务派”理念持否定态度，主张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这一主张与20年后的“戊戌变法”几乎异曲同工，但却因此招致了众多批评。因为思想超越时代，郭嵩焘终其一生的孤独与悲剧，也正源于此。

叁

1877年1月下旬，经过漫长的数十天航程，郭嵩焘终于抵达了伦敦，结束了跨越大半个地球的艰难旅程。根据朝廷的要求，他将自己途经的十几个国家的所见所闻，编纂成册，命名为《使西纪程》，并寄回国内，由总理衙门印发。

在这本书中，郭嵩焘毫不掩饰地赞扬了西方的文明与政治体制，称“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并详细描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他提到伦敦街市的灯光如同星辰点点，车水马龙，宫殿的辉煌无与伦比，这些描写生动展现了西方的现代化与繁荣。

然而，郭嵩焘的直言不讳，尤其是对大清全面落后于西方的批评，引发了国内士大夫的强烈反感。有人指责他崇洋媚外，认为他有意“向英国臣事”；有人讽刺他中洋毒心，认为他丧失了中国的文化根基；还有人担忧，他的言论可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败坏了大清百姓的忠诚与自信。在一片批评声中，只有李鸿章站出来支持郭嵩焘，认为他的见解开阔了国内官员的眼界，值得借鉴。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清朝政府最终决定销毁《使西纪程》的版本，禁止其流传。尽管郭嵩焘没有因此被召回，但他的政治命运已然注定。曾国藩曾评论他为“筠公芬芳悱恻”，用现代话说就是“书生气太重”，过于特立独行。他的这本书，如果能够更加圆滑一些，既能展现西方的长处，又不直接挑战国内的传统文化，也许就能避免遭遇如此的风波。

肆

当郭嵩焘被骂为“汉奸”时，另一个“爱国者”刘锡鸿便浮出水面。刘锡鸿是郭嵩焘的副手，也是著名的反洋务论者。他坚持认为，发展商业等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是“舍本逐末”，并且坚信“华夷大防”的观念。他认为，“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蠢，民多一贼”，将国家的根本依然寄托于“礼仪”而非“技艺”。

刘锡鸿的选择并非偶然，清廷之所以让他作为郭嵩焘的副使，正是为了平衡派驻外使节所引发的保守派的忧虑。作为一位坚守传统的保守派官员，刘锡鸿从出国伊始便开始暗中监视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