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轻信清朝史书记载的对大顺军的诋毁，认为李自成入京后，领导集团腐化、丧失民心，才导致了大顺的覆灭。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成立。事实上，在许多经历了甲申燕京之变的士大夫日记中，大家普遍认为大顺军纪律严明，对百姓毫不侵害。大顺军入京并未表现出腐化的迹象，恰恰相反，李自成在当时依然坚守其对官绅地主的压制政策，且始终与士族阶层保持紧张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间的深刻裂痕，最终未能形成统一抗清的合力。

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的衰败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李自成在北京的时间不过42天。谁能想象，一支经历了百战的强大军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因军纪松弛和贪图享乐而丧失战斗力呢？更何况，清军进入北京后，驱逐了中东西三城的百姓，并强行执行剃发易服的政策，这一举措显然没有获得更多的民心支持。与大顺的退出相比，清朝的这一行为更加激起了民众的不满。

可见，大顺军的撤退并非因为领导集团的腐化，而是由于李自成继续执行对官绅地主的打压政策，引发了缙绅的反抗和不满。这使得汉人社会各阶层并未团结在大顺旗帜下，无法形成有力的抗清统一战线。而李自成的战略眼光有限，过于自信轻敌，这才让清军与汉族官绅联合起来，从而改变了大顺军的劣势局面。

李自成在最初并不打算撤离北京，他组织了防御。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后，李自成还是决定撤退。此时，他意识到大顺军已无法在北京附近集结起足够的兵力来固守，并且京城百姓开始纷纷传言，暗藏的敌对势力也蠢蠢欲动，形势已不再有利于大顺。李自成最终决定，带领军队西撤。

当大顺军撤出北京时，李自成还指示百姓出城避难，许多百姓和前明官员也随大顺军一同离开。许多带着老幼西奔的人络绎不绝，这表明当时大顺在百姓心中的威望仍然很高。在形势未定的情况下，百姓显然更愿意依靠自己人——汉人，而不是外族侵略者。

与此同时，清军在山海关之战后稍作休整，便迅速向北京推进。多尔衮听闻大顺军撤出北京后，命令吴三桂紧追不舍，目的不仅是消灭大顺军的主力，还要抢夺随军携带的金银财宝。多尔衮亲自率主力进入北京。北京的官绅们原本以为吴三桂会借清军力量恢复明朝，并迎接明太子朱慈烺继位，因此纷纷前来迎接。然而，他们等来的是多尔衮，这让他们极为失望，很多人选择了逃离北京。

吴三桂则在河北追上了大顺军，并两度战胜了他们。随后，大顺军被迫退回陕西，吴三桂便撤军返回。而清军进入北京后，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前明官僚，与大顺的追赃行动不同，清朝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多尔衮听取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建议，给予汉族官绅较大的保护，退还财产、田地，并适当录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迅速赢得了大量汉族官绅的支持。

自明朝中期以来，官绅阶层的力量日益壮大，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李自成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反而继续采取打压策略，导致许多汉族官绅转而与清朝合作。大顺军败退后的消息迅速传播，许多原本效忠明朝的官绅纷纷联合起义，试图推翻大顺政权。由于清军与吴三桂的合作，大顺军的力量逐渐被削弱。

当大顺军进入山西时，李自成本有机会利用这一战略要地作为抗清的前沿阵地，但他没有及时调兵防守，反而选择了撤退。许多曾投降大顺的明朝将领在这时纷纷背叛，投降清朝。以唐通为代表的前明将领，虽然早期为大顺效力，但最终在关键时刻倒向了清朝，帮助清军迅速控制了山西的大片领土。

李自成的战略失误，使得大顺在与清军的对抗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局面。而当清军开始进攻山西时，李自成未能有效调兵防守，导致一系列军事失败。此后，清军势如破竹地收复了山西，接着向陕西推进，李自成的形势愈加危急。

在潼关的战斗中，李自成虽曾尝试组织防御，但无论是刘宗敏还是刘芳亮，均未能有效挽回局势。清军精锐的八旗部队，凭借其战斗力，几乎摧毁了大顺军的所有防线。随着战斗不断失利，李自成开始意识到形势已难以逆转，开始考虑撤离陕西，寻找新的出路。

然而，大顺军在李自成的领导下，逐渐走向覆灭。李自成的一些战略决策，虽然初看或许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他未能把握关键时机，加之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使得大顺的命运日益走向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