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山海经》历来被看作是我国古典时代的一部奇书，多数学者把它作为神话来研究，而本文则先对《山海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书的性质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判断，并将《山海经》与《禹贡》、《天问》、《穆天子传》等著作进行比较研究，然后从《山海经》中寻觅有关夏史资料，对其中叙述的关于夏族始祖、鲧禹父子关系、鲧禹治水、鲧的下落、禹后裔的又一支系、启的传说以及夏桀之亡等资料一一加以辨析，从而证实，以神话传说形式表现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同样不容忽视。

向来认为《山海经》是我国古典时代的一部奇书，甚至被称为“海阔天空奇谈怪论之代号”。书中内容充斥“奇言怪物”，难以卒读，连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

《禹本纪》早亡佚，而《山海经》却传世下来，受到一些研究者注目，他们认识到书中“包含着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2]其中有关夏人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资料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夏史文献匮乏的情况下，治史者若能从中披沙拣金，撩开其神秘的面纱，再现历史的斑驳影点，这是很有价值的。

一

在利用《山海经》资料来研究夏史的工作中，应对《山海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书的性质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判断，然后再用《山海经》与其相近时代背景成书的相关著作对照加以研究，才能使《山海经》的史学价值显现出来。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最早提出禹、伯益作说的是刘歆。他在上是书表中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继持此说者有《列子·汤问》[3]、《论衡·别通》[4]、《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5]等。以上所说均托古之言，不足为信。

而多数研究者则认为是战国时期、最晚不过西汉初年所作。见于此说的有《四库全书总目》为其代表，曰：《山海经》“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欤。”此后梁启超[6]、顾颉刚[7]、徐旭生[8]、刘起釪[9]、仓修良[10]等诸家都有类似看法。

神话研究专家袁珂具体地考证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他认为《山海经》“不是一时期一人所作。内中五藏山经可信为东周时代的作品；海外内经八卷可能作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荒经四卷及海内经一卷当系汉初人作。”后又明确指出：“以今考之，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11]他认为系南方楚人所作，当有所据，如《五藏山经》、《海外》、《海内》三部分都以南西北东为叙述，与历来中土习惯以东西南北序次先后不同，是以南方为先，突出南方的位置。而且书中多提及巫山和十巫称谓，南方楚地流行术，楚人想像力，是产生神话故事的沃土，故称系山海经出之于楚人之手，不无道理，此外，还有出之于齐地、巴蜀以及中原洛阳等说，不一而足。本人认为《山海经》基本上是一部先秦文献，成书于战国时代，内中掺有汉初成分，但不能改变其战国时代的属性，且出于南方楚人之手，恐此推断不误。

关于对《山海经》性质的看法，有一个认识的变化过程。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第一次提到《山海经》，并称书中“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当时史公未对该书定性，而看作是一部奇书。第一次给该书定性的是刘歆、班固，见于《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列入数术略下形法类。这一分类表明歆、固虽开创了目录学，但尚不精确，况且当时地理学还处于萌芽阶段，未成专门学问，《禹贡》附丽于经学中，而《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都在史著之内，《水经》还未问世。就其《山海经》内容来看，分类者看重其“大举九州之势”，遂与天文五行龟书占梦并立，视为形法之学也就在理应之中。

到唐初修《隋书》，始著录《经籍志》，是书分类比《艺文志》精细科学。这时《水经注》等地理著作都已问世，地理水利之书成为专门学问，《隋志》在史部目录中专列地理类，举《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为本类之首，下列《水经》等地理水利著作目录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蔚然大观，成为史部下一重要门类。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继承《隋志》的分类法，都把《山海经》列为史部地理类，未见学者提出疑问。而到《宋史》中著录于“五行类”下，又恢复到《汉志》的看法。

直到清人撰《四库全书总目》，却把《山海经》列入子部小说家类。《提要》认为：“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12]后来，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辨证》，对《山海经提要》做了辨证，他指出：“是书汉志在形法家，隋唐以下诸志，皆为地理书之冠。四库始改入小说家，此岂街谈巷议之出于稗官者乎?自我作古，变易刘、班以来之旧例，可谓率尔操觚者矣。”辨者受历史条件限制，对“叙序山水，多参以神怪”，未能科学解释，而对“道里山川，率难考据”，则提出“亦其时治之者未精耳。后来者毕沅、郝懿行二家，其于道里山川，多能言之凿之，绝非凭空杜撰。”[13]据此，作者认定《山海经》仍应为地理类著作。

鲁迅先生提出新说，他认为《山海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 （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14]现在学者袁行需加以发挥论道：“《山经》是战国初、中期巫祝之流根据远古以来的传说，记录的一部巫觋之书，是他们行施巫术的参考。《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书。《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与五行、蓍龟、杂占等书一起列入数术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与度测地势建立城郭的形法书毕竟不同。《山海经》固然详述山川、异域，但多采传闻之辞，很难考实；而且并非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可视为实用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与小说虽有因缘，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它本身究竟不能算是小说作品。”[15]还是各执一端，难以置信。

应该说，对《山海经》性质的界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但从总体上分析其基本内容，还是可以将它列入某一类别的。本书是以山水为纲目，旁及地域物产、风貌，书中所指山水，多数可考知指实，中间虽多有神话荒怪之内容，但没有巫术的操作仪规和巫师咒语，故难以称它是巫书。清儒标新立异，把它列为小说家类，是从神话角度观照，殊不知上古历史受原始宗教氛围笼罩，使一些历史文献带上神秘色彩，实不足怪。因此我们认为唐人著《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还是允当的。

为正确利用《山海经》文献资料，还应将《山海经》与同时期的相关文献加以对照研究。兹分述如次：

《山海经》与《尚书•禹贡》相比，虽然目录学家把《禹贡》归为经学著作，如按今天的科学分类，《山海经》与《尚书·禹贡》应都是古代的地理著作。《禹贡》是以大禹导水治山、规划九州为基本线索，体现了夏代自然地理的分野，后人把它理解为夏代的行政区划，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推测，没有历史的可靠性。而《山海经》则以山为纲水为其目。“四海之内”，和四海之外，域外所闻多语怪物，多不可信，但其中如描述大人之国、凿齿民、毛民之国等特征皆非怪语，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来分析，这些特征和习俗并不为怪，而是确有其事。研究者一般认为《禹贡》大致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而《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后期铁器普遍使用的时代。两书都有非常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

将《山海经》与《天问》对照研究。屈原《天问》是一篇奇特的文学作品，作者从开天辟地，直问到三皇五帝以及三代历史，一口气提出 170 多个问题，应该认为凡是《天问》中提到的问题，都是先秦时代出现的神话传说，内含一些历史内容。如把它与《山海经》叙述的故事相比较，相似之处很多，如：鲧禹治水和共工的故事、昆仑神山和黑水、三危等异境，珍禽异兽毒蛇奇卉，夏启得天乐《九辨》、《九歌》，羿善射等故事，舜受父弟虐待故事以及王亥宾于有易故事等。可见这些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从中可见《山海经》与《天问》有很大的一致性。但《山海经》比《天问》故事要丰满些，这些故事自有其渊源之所在，都有产生这些故事的历史背景。

《山海经》与《左传》《国语》记载的相关故事比较，《左传》《国语》记载了夏后世系、夏族兴起、鲧禹治水与共工斗争、禹涂山之会、禹杀防风氏、会稽之会致群神、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孔甲乱夏、夏桀无道而亡等，研究者认为基本可信，而《山海经》多夸张，往往许多故事是对历史的演绎，研究者要认真鉴别。

与先秦诸子相比，诸子多为阐释表达自己的思想而用上古故事作为背景资料，这些故事除得到渲染而情节化外，其基本史实还是有其流传依据的。如《孟子•滕文公上下》、《墨子•兼爱中》记大禹治水，《墨子•非攻下》记禹伐三苗，大概都是从口述中流传下来，而《山海经》则通过讲述神话传说故事而透露人们对远古时代的记忆，带有许多神秘色彩。

与《穆天子传》相比，两书都是战国时代成书的作品(《穆传》出自汲冢书，成书年代更容易确定)，两书都由晋郭璞作注，可见被时人看待同等重要。《穆传》是通过周穆王西征的故事，提供了西征交通路线，记载了华夏以外的部族二、三十之多支系，而《山海经》记述的地域更为广袤，部族支系更繁多，两书内容互为补充，为我们研究上古地理史、民族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

首先从总体上分析《山海经》的价值如下：

1.它保存着我国上古山水方面的资料。

《山海经》中所记山川并非都是虚构。据考知，郦道元的《水经注》引用《山海经》资料就有八十多条，并经郦道元下功夫考察。清代学者毕沅在其所注的《山海经》序里也说，书中山水，多数都能考知。谭其骧著文对黄河下游古道做出考实，并能把它描绘在地图上。[16]

2.保存了古代矿藏和动植物等物产资料。

据统计《山海经》中记载有 226 处金、银、铜、铁、锡和玉石等矿藏，现大都可以证实，还记载了 260 多种动物和 130多种植物以及物产等，对研究生态史、资源史、经济史提供了资料。

3.保存了古代医药、原始宗教、原始思维等资料，反映了巫术盛行、巫医不分的历史背景。

4.记述了将近一百个神话故事一是我国古籍中保存神话最多的作品，故可称《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神话的集成。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西王母的故事等等。

5.保存了古代部族活动的传说，如炎黄之争、蚩尤之乱、颛顼、祝融、三苗、共工、犬戎、少吴、大昊、□头、肃慎、尧、舜、帝喾、帝俊等传说，关于帝俊的传说，更是独一无二，仅在《山海经》中有记载。

6.关于夏商周三族早期历史的传说。如：王亥仆牛、有易杀王亥的故事、后稷播百谷的故事等。有关夏族、夏史的内容,兹分述如下：

(1)关于夏族的始祖。

《海内经》记：“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17]

骆明、白马，不见其它文献记载，而白马说，显然是把鲧神化，将动物拟人化是各民族神话之普遍手法。

将夏鲧始祖推至黄帝，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则有《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史记·夏本纪》和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其排列谱系雷同，即：黄帝--—昌意--—颛项——鲧——禹。《山海经》亦认为黄帝是夏鲧始祖，从族属上他们是否属于一个谱系，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能排斥同居中原的部族在文化渊源上有联系，它启示我们去寻找先夏文化的始源地。

(2)关于鲧禹的父子关系。

《大荒南经》记：“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据考证：驩头即矔兜、丹朱，本书所示鲧的另一支后裔，不见其他文献，此说不知有何依据?

鲧禹为父子，也有一段神话，故引起一些学者对其父子关系的怀疑。《海内经》记：“鲧复生禹。”即《楚辞·天问》所谓“伯鲧腹禹”的故事。而《大戴礼记·帝系》记载则云：“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为印证禹的神性，又衍生出感生说神话，大意是：“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上山行，见流星贯昂，梦接意威，又吞神珠脆圮，胸坼而生禹于石纽。”[18]这是对“鲧复生禹”的演绎，是远古时代的生育观，至于鲧禹之间的父子关系，已被更多文献证实而不容置疑。

(3)关于鲧禹治水。

关于鲧禹治水的地点、方法和效果，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同样应予重视。

《海内经》记“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把禹鲧治水功绩连提，是认为大禹治水成功是继承了鲧的事业。

《山海经》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解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我们认为这一段记载是对真实历史的演绎。尧舜时期出现了洪水期，尧令鲧治水，鲧采用湮塞的办法，没有成功，后来尧又令禹治水，他用疏导法而“定九州”。但故事中间加上神话色彩，说鲧盗窃了“帝之息壤”（生生不息之土壤）用来阻塞河道，违背了“帝命”，于是帝尧命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关于鲧的下落，后有专段论述）。这在鲧禹治水之举中又加上了“天帝”的旨意。

《山海经》还反映鲧禹治水和治山是并举施行的。对其治水治山之壮举，《禹贡》篇中均有反映。

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与共工氏发生了冲突，《山海经》对此也有反映。如：《大荒北经》记“共工之臣名曰相繇（相柳），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欤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鲧，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斗争十分激烈，同时反映了大禹治水也有“湮”塞方法，并不是单一的疏导，而是疏导与湮塞并用，这才是治水成功的秘诀。

《山海经》作者很看重大禹“导积石山”在治水中所起的作用，故书中多次提及这一工程。

历来注家认为：积石山有二：一在汉金城郡河关县（今甘肃临夏）西北，在今临夏西北至青海循化县间，唐宋时设有积石军（军相当于县）。这里有个积石山，羌人称唐述山。县城西北又有积石关，下临黄河，两山如削，兼河与关，形势险要。另一在今青海东南部，距西宁西南五百余里，黄河北岸，《元史·地理志》称作大雪山，今名阿尼玛卿山。《括地志》称前一个叫小积石山，后一个叫大积石山，如按此说，大禹治水从黄河源头开始导起，实在难以叫人信服。徐旭生先生撰文《尧舜禹》（上）提出新说，大意是：积石山恐怕不是什么大山或有名的山。禹及助手探查河道留一些记号，积成石堆，蒙古人作记号时就堆一堆石头，叫做“鄂博”。这个地方是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或甘肃的哪一处，现在全无法知道。所能知道的，在龙门上游。[19]徐旭生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如从黄河源头去寻找大禹治水的踪迹恐难解决问题。

(4)关于鲧的下落。

《海内经》记：“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又《中山经》记：“南望□渚，再父之所化，是多仆□、蒲虚。”

关于鲧下落的说法在《左传》、《尚书·尧典》、《洪苑》、《国语·鲁语》、《拾遗记》中都有“殛死”，“化为玄鱼”等说法。这些神化为兽的故事，在古代神话中屡见不鲜，是远古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5)关于禹的又一支系。

《大荒北经》记：“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绰人是毛民之国的先祖，依姓，是黄帝之后裔。据上文载，绰人被禹之后裔消灭而逃亡，“潜为”后复建毛民之国”（因身上汗毛浓密特征而得其称号）。文中所提均国、役采、修鞈，不见他书记载，这一谱系可能是禹的另一支系，存疑。

(6)关于启的传说。

首先是神化启出生的传说。《中山经·中次七经》记：“又东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梨而赤理，其名栯木，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状如荣，白华，黑实，泽如蘡薁，其名曰䔄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

泰室山即今河南登封嵩山，相传是启的出生地。郭璞注：“次玉者也；启母化为石而生启，在此山，见淮南子。”袁珂案；启母化石生启事，今本淮南子无，惟见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再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这段启母化石生启的神话透露出启是禹承涂山女而生，其出生地在今河南嵩山附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神话提供的历史信息。

夏亡国后启初创礼乐的措施也见之于《山海经》，如：《海外西经》记：“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九代（疑即九韶）；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又《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即启，避汉景帝讳），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韶）。”春秋战国时批评启不恤国事，惟以酒食声色自娱、这是与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的品德相对照，其实这是启在建国初，为取信于联盟而应采取的必要措施，是无可厚非的。

启的统治范围，文献上没有明载。但《海内南经》记：“夏后启之臣日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注家云丹山即巫山）本文称夏后启之臣日孟涂主司神于巴，没有其他文献支持，难以置信。不过现巴蜀考古证实，那里农业文明早就兴起，夏与巴蜀文明有何联系，尚须进一步探寻。

(7)关于夏桀之亡。

《大荒西经》记：“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本文描写成汤伐桀之史实，与刑天之神话联系在一起，以显示成汤之威力，是受天命与支持。

以上列举《山海经》中有关夏族、夏朝的神话、传说的历史资料。从具体内容来看，它不是信史，但也不是完全虚构的神话，即使有些神话稀奇古怪，但也自有它的渊源。神话与远古人们的生活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它表现出的是神话传说形式，而却透露出历史的闪光点，我们研究上古史，特别像夏朝这样充满神秘性的王朝，更不要舍弃其神话资料，正如茅盾先生所说：“一切神话无非是原始的哲学、科学与历史的遗形”[20]，对《山海经》中含有的“历史的遗形"，我们也要进行“发掘利用”和科学阐释。

注释：

[1]《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9页。

[2]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3]《列子·汤问》：“大两行而见之，伯益知面名之，夷坚闯而志之。”这里暗示《山海经》的著作过程。

[4]《论衡·别通》：“西、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5]《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禹）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6]梁启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古代神话集成，最古的部分，许是脊秋、战国时人手笔，最晚的部分当出于西汉、东汉之间，因为其中多荒诞之语，历代告认为一部异书……后人因为太史公都看见过，相信确有其书，列子又有这套话，遂编派为大禹、伯益所作，实在书中多载容秋、战国地名，至早以春秋为止，绝不会出在三代以前。”又在书中列表说明《山海经》为“战国好奇之士杂录奇书而成，书不伤但非两伯益作。”见《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 年版，第30页。

[7]顾劼刚认为：“山海经一书，从所记之故事及地名上看，可信为战国时书。固然有汉以后地名，但也许是汉以后人加进去的。”又说：“但也许山经比海经早，海经比大荒经早，而山经则作在战国前。”“至于这书的著作时代，亦只能说得宽泛一点，是在战国、秦汉之间。”见（顾劼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王煦华《前言》，中华书局，1988 年版。

[8]徐旭生认为：“山海经非一人一时所作”“至山经之著竹帛，则不能早于战国晚期。其悔外、海内、大荒各经，则写出更晚。（其写定至晚亦当在汉武帝以前）。”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附录三：读山海经札记，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第301 页。

[9]刘起□认为：“《山经》大约当写成于战国前期。《海经》则多叙海外传闻，又有秦汉郡名，当写定于秦或秦汉之际。”“可知诸神世系的排成在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只是神话内容沿自古代传说。”见《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10]仓修良认为该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作，“最早编写时间是在战国，流传当中，不断为后人所增删和篡改，所以全书是经过逐渐附益而成。”见《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6-9页。

[11]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新1版，第21页。又主编《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12]《四库全书总日》卷14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5 页。

[1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7-1122页。

[14]《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9页。

[15] 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16]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施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

[17]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465 页。以下引《山海经》，都出自本书，不另作注。

[18]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摘自《三国志·蜀志·秦宓传注引》，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8页。

[19]《文史》，第三十九辑，中华书局，第17页。

[20]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本文原载于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收录于詹子庆著《古史拾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詹子庆（1937—2019），江苏扬州人，我国著名先秦史学家。生前为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出版社总编辑，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国先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顾问。“夏商周断代工程”评审专家，长春市政协委员、吉林省社科联副主席、吉林省历史学会会长。在中国早期文明、先秦史历史文献、礼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先后出版了《先秦史》《古史拾零》《走近夏代文明》《夏史与夏代文明》等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主编《中国古代史》《新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其中《先秦史》较早运用考古材料确立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学术框架；《走近夏代文明》融汇了考古材料、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资料，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可信的夏代历史；《中国古代史》曾多年被列为全国历史本科重点教材并多次修订再版。在《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五十余篇。詹子庆先生为学力求创新,重视学术传承，倡导史学批评，一生成果丰硕,在学界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