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对原文进行的改写，增加了一些细节描述，但尽量保持了原文的意思和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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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遭遇了极大的压制，敌人四处追捕，整个国内弥漫着白色恐怖的阴云。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若六大在国内召开，无疑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危险。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考虑，1928年，党组织最终决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六大，并且获得了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如何让六大代表顺利前往莫斯科，成为了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

于是，组织决定将代表们分批汇集在上海，并安排了两条秘密路线。第一条路线是通过上海乘坐苏联商船前往海参崴，再转乘火车直达莫斯科。第二条路线则是先从上海乘船前往大连，然后换乘火车到哈尔滨，最后通过满洲里或绥芬河的秘密接头站进入苏联，最终抵达莫斯科。

第一条路线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但由于苏联商船的数量有限，大部分代表不得不选择走第二条路线。第二条路线的危险性极高，旅途中不仅有蒋军的特务跟踪，甚至还有日本的警察在暗中监视，稍有疏忽便可能落入敌手。

周公和邓大姐也选择了第二条路线，途中他们曾遇到了两次出乎意料的危险。

1928年5月的一天，周公身着长袍、留着长须，伪装成一名古董商人，而邓大姐则穿着一袭略显旧的旗袍，两人登上了一艘开往大连的日本客轮。

黄浦江的5月，阳光洒下，江水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客轮上人头攒动。周公和邓大姐买了头等舱的船票，进入舱内后，他们看到周围的旅客衣着华贵，许多人还带着侍从。而他们的打扮相比之下显得十分普通。为了避免引起任何怀疑，他们尽量避免与周围的人交谈，只偶尔在甲板上走走，或者翻看几份报纸。

尽管身上带的钱并不多，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不得不勉强在头等舱的餐厅里就餐。每当他们用餐时，周围总感觉有人在暗中观察。船只停靠青岛时，周公和邓大姐上岸购买了几份报纸。因为济南发生了惨案，周公急于了解案情的进展。

回到船上后，周公专心看报纸，却不知不觉被两名旅客盯上了。船只继续前行，最终抵达了大连，众多旅客纷纷整理行李，准备下船。

就在这时，几名日本驻大连水上警察厅的警察走了过来，拦住了正在收拾行李的周公和邓大姐。领头的警察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周公捏了捏自己的长胡子，冷静地回答：“做古董生意的。”

邓大姐心头猛地一沉，她清楚地知道，行李箱内根本没有一件古董，一旦被搜查，身份就会暴露。

警察打量了一下他们的行李，又继续问道：“既然是生意人，为什么带这么多报纸？”

周公淡然回答：“船上无聊，买些报纸打发时间。”

警察继续追问：“你们要去哪里？”

“吉林。”

“去东北做什么？”

“去看望舅舅。”

警察见状并未追问更多，而是决定带周公到水上警察厅进一步审问。邓大姐急忙说：“我和他一起去。”

周公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你不要去。”

他对领头的警察说道：“麻烦你们先为我的夫人找个旅馆住下。”

警察点了点头，答应了。于是周公将邓大姐和行李安置在旅馆，随后跟随警察前往水上警察厅。

在警察厅，审讯从周公的年龄、家世到亲戚关系，几乎无一不问。警察问：“你说要去看望舅舅，你舅舅叫什么名字？”

“他姓周，叫周曼青。”

“他做什么工作？”

“他在省府财政厅当科员。”

警察一听似乎抓住了什么漏洞，走到周公面前，盯着他说：“你舅舅姓周，为什么你姓王？姓氏不一样。”

周公一脸无辜，轻描淡写地解释：“在中国，舅舅和母亲一个姓，父亲则有不同的姓。这很正常。外国人讲‘uncle’，但我们中国人的情况不同。”

警察显然不太信服：“你看起来不像是做生意的，倒像个军人。”

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周公冷静地望着他们，摊开双手平静地说：“你们看看我的手，像是舞刀弄枪的样子吗？”

几名警察凑过来，细细观察，发现他的手上并没有任何硬茧或军人的痕迹。

突然，为首的警察翻开桌上的抽屉，盯着里面的一张照片看了片刻，然后猛地喊道：“你是周！”

周公内心一惊，但表面依然镇定，他缓缓说道：“你们怎么能确定我是周？我姓王，不姓周。我只是个生意人，真不要误认了。”

警察盯着他看了一阵，似乎没能从照片中找出证据，气氛一度凝固。周公抓住机会转移话题：“我要赶火车了，你们耽误了我不少时间，能不能赔偿一下？你们给我买两张下午到长春的车票。”

警察无奈，只得答应了。经过一番审问后，警察没有找到任何破绽，只好放行周公。

邓大姐在旅馆焦急地等着，时间仿佛过得异常缓慢。她心里悬着，担心周公能否平安归来。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贴着窗户张望。

当周公终于回到旅馆时，邓大姐扑了上去，紧紧抱住了他。周公轻拍她的背，低声问：“接头的证件在哪儿？”

邓大姐慌张地说：“在我身上。”

“赶快销毁，”周公语气严肃，“他们有我的照片。”

“怎么回事？”

“应该是从黄埔军校那边传出来的。”

邓大姐急忙跑到卫生间，把证件撕成碎片，冲入了马桶。

下午，车票送到，他们赶紧出发。刚一上火车，二人发现对面座位坐着两个日本人。周公和邓大姐意识到，他们依然未能摆脱追踪。那两名日本人主动向他们打招呼，开始用流利的中文交谈。

邓大姐心里明白，这两人肯定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言辞中必然带有某种目的。她开始小心应对，与他们展开话题，尽量掩饰身份。周公靠在车窗旁，装作沉睡。

到了长春站下车时，那两个日本人递给了周公名片。根据日本的礼仪，接到对方的名片后，应该立即回赠。

周公并没有准备名片，他迅速应变，摸了摸口袋说：“抱歉，我的名片没有带，放在箱子里。”他说着弯下腰去装作找名片。日本人礼貌地说：“不用了。”

周公和邓大姐离开车厢，仔细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人跟踪后，才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周公叹了一口气：“这一程真是劳心又费力。”

邓大姐则松了口气：“幸好没有出事。”

周公随即换上了西装，刮去胡须，两人准备继续前往吉林。虽然他们可以直接前往哈尔滨，但周公在日本警察面前提到舅舅住在吉林，实际上是伯父。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绕道去了吉林。

到了吉林，他们先住进了旅馆，周公写了一封信让旅馆人员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