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古轩说史

编辑 | 古轩说史

如果你单纯关注希腊的历史，可能会认为“城邦”是一种独特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形态。然而，实际上，城邦是铁器时代地中海地区最常见的社会形态之一，尤其是在公元前800年到350年之间，几乎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

如果你住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可能就生活在一个城邦内。事实上，在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之前，几乎整个意大利都被多个城邦所主导。北部由伊特鲁里亚人掌控，南部则是希腊人的领地，而中部则由各种意大利民族的城邦交织而成。

腓尼基人也是一个由多个城邦组成的社会，地中海西部的早期腓尼基殖民地最初也是以城邦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此外，在撒丁岛、伊比利亚南部、小亚细亚的海岸线、亚得里亚海和黑海沿岸，还有一些相对不太为人知的政体，它们也能被认为是城邦。

这张地图展示了地中海区域最大的城市，但实际上这里省略了数百个规模较小的城市，尽管如此，它依旧很清晰地体现了城邦制度在地中海地区的广泛分布。

铁器时代的地中海城邦，是社会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结构，逐渐过渡到更加复杂的城市化治理体系的产物。城邦的城市部分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坚固的防御性中心，使其在海盗和小规模土匪横行的时代，具备了生存和自卫的优势。坚固的城墙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许多城邦都选择在海边建立：海上威胁可能会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袭来，而海盗的行动往往比陆上突袭要迅速得多。

城邦的“国家”部分则促进了贸易：拥有稳定法律体系的城市，比部落首领常常摇摆不定的权威更具吸引力，尤其是这些首领可能还会是海盗或强盗。而稳定的法律和安全环境，为商人提供了更大的保障。经济的多样化促成了工匠和商人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使得他们能追求奢侈品和社会地位——这种机会在部落社会中很难获得，因为部落中的地位通常由亲属关系和战争功绩来决定。

“从城堡到城邦”这一命名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它指的是从最初的军事堡垒到最终形成完整城市体制的转变。总的来说，从直布罗陀到格鲁吉亚，成千上万的城邦在地中海区域诞生。希腊及其海外殖民地超过一千个，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也有数百个。大多数城邦的规模相对较小，可能只有1500人左右，但只要这个城市具备自治权，并且有一套坚固的城墙，它依然算得上是一个“城邦”。

城市的防御能力对城邦至关重要。在铁器时代初期，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征服一座坚固的城池。因此，大多数地区的小规模冲突，往往以一方撤退回城内，等待下一轮的攻防战而告终。很小的城市最终可能会被更强大的邻国吞并，但这个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比如当雅典和斯巴达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相互争斗时，罗马与周围国家的冲突依然没有停息。

以罗马为例，维伊（Veii）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在数个世纪的冲突后，最终在公元前396年被罗马征服。维伊距离罗马只有短短一个下午的路程，然而两座城市在数百年间屡次交战，始终无法真正征服对方。

然而，城邦制度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任何一个城邦的自卫能力都有极限，尤其是面对拥有强大资源和兵力的大型中央集权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存在着一批大国，其力量远超任何单一城邦。这些国家很快便吞并了周边的城邦。腓尼基最早在公元前9世纪被亚述帝国征服，随后在公元前7世纪又被巴比伦吞并。在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在公元前6世纪吞并了沿海的希腊城邦，随后又被波斯帝国征服。

城邦的辉煌历史，尤其体现在希腊对抗波斯入侵时期。虽然雅典和斯巴达都被视为城邦，但实际上，它们都在扩展领土并逐渐演变成领土国家。雅典的领土面积大约为1400平方英里（约3800平方公里），而斯巴达的控制面积接近4000平方英里（约8500平方公里）。

希腊大部分地区在波斯战争时期成功搁置了长期存在的地方性冲突，团结一致对抗外敌。这一胜利证明了，尽管希腊城邦之间长期纷争不断，但如果能够有效合作，便能迸发出巨大的潜力。可是，尽管希腊城邦的潜力巨大，它们最终还是在当地大国的扩张面前黯然失色。马其顿在文化上属于希腊，但其政治体制却是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军事君主制，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马其顿的军队训练有素，迅速横扫了城邦的民兵，腓力二世利用城邦之间的永恒分裂，使得马其顿在短短一代人之内，迅速成为希腊的主导力量。紧接着，腓力二世的征服为亚历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国铺平了道路。

随着马其顿的崛起，城邦的历史几乎走到了尽头。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击败了最后一个独立城邦联盟——“科林斯联盟”，这标志着城邦制度的终结。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希腊的政治将由大帝国主导，城邦几乎完全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不过，尽管城邦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失去了重要性，它们依然在当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新兴的大国往往依赖地方性合作和地方性制度。在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当地的政治和文化依然充满活力。虽然在法律上，希腊城邦的居民可能成为马其顿王国的臣民，但他们的忠诚依然深深根植于自己的城市。即便是面对外来大国的统治，当地的城邦依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其独立性，虽然这种“独立”常常表现为将忠诚从一个外来王国转移到另一个。

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希腊世界的城邦制度虽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控制力，但它们的存在仍然对社会结构和地方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罗马通过其精妙的同化政策，逐步将战败的城邦融入到帝国之中。被征服的城市不再完全自由，但也不会完全失去独立性。通过这种方式，罗马有效地利用了被征服城邦的力量，并将其融入到更大的帝国体系中。

然而，希腊化的城邦对大帝国的忠诚度远不如他们对希腊本土的忠诚。在长期的双重政治博弈中，希腊化的政治体系展现出了更复杂和微妙的结构。最终，尽管城邦制度逐渐消亡，它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依然影响深远，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构建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