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趙英雄

作者 | 九原子敬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

原文

蛮夷大长老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义不忍绝，所赐老夫者甚厚。

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越金铁、田器、马牛羊。”老夫僻处，马牛羊齿日长，自己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辈上书谢过，终不反。又风闻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有害天下也。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代其边。

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翻译

我是南越王赵佗，冒昧地再拜上书给皇帝陛下：我本是从前的南越官员。幸亏高皇帝赐给我印玺，封我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出于道义不忍心断绝与我的关系，赏赐给我的东西也很丰厚。

高后当政时，歧视蛮夷，发布命令说：“不要给南越金铁、农具、马牛羊。”我地处偏远，马牛羊逐渐衰老，无法繁殖，自己的祭祀不能举行，犯下死罪，多次派人上书谢罪，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又听说父母的坟墓已被破坏，兄弟宗族已被诛杀。我的官员们一起商议说：“现在在国内不能得到汉朝的支持，在国外又无法显示自己的尊贵。”所以我改称为帝，在自己的国家称帝，并非要危害天下。我私下怀疑是长沙王进谗言，所以发兵攻打他的边境。

我在南越已经四十九年了，如今已抱孙子了。然而我早起晚睡，睡不安稳，吃不好饭，是因为不能侍奉汉朝。现在幸亏陛下怜悯我，恢复我的旧号，像过去一样互通使者，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腐烂，我改变称号，不敢再称帝了。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作为岭南地区现存最早的文献之一，不仅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书，更展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与文学价值。其精妙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智慧与外交辞令的完美结合

赵佗在信中巧妙平衡了政治立场与生存策略。一方面，他以“蛮夷大长老”“老夫”等谦卑称谓自贬身份，强调自己“故越吏”的出身，刻意淡化南越的独立性，避免刺激汉朝的权威。另一方面，他通过“处越四十九年，今抱孙焉”的陈述，暗示自己在岭南的根基深厚，并非轻易可制。这种“示弱而不示怯”的策略，既表达了归顺的诚意，又保留了南越的尊严。

在解释称帝原因时，赵佗将责任归咎于吕后的“别异蛮夷”政策与长沙王的谗言，将自己塑造成被迫反抗的受害者。这种叙事策略既符合历史事实（吕后确曾禁止铁器贸易），又巧妙地将矛盾转移到已去世的吕后身上，避免直接挑战汉文帝的权威。同时，他以“马牛羊齿日长，祭祀不修”的具体困境为借口，将称帝包装成维护南越基本生存的无奈之举，增强了辩解的合理性。

二、情感表达与理性论证的交织

信中情感真挚，多处流露出对汉朝的忠诚与对和平的渴望。赵佗用“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排比句式，生动描绘了因无法侍奉汉朝而产生的焦虑，这种情感诉求极易引发汉文帝的同情。同时，他以“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的誓言，强化了归顺的决心，使文帝感受到其诚意。

在理性论证层面，赵佗通过历史回溯与现实分析构建逻辑链条。他先追溯汉高祖与孝惠帝的恩惠，强调南越与汉朝的渊源；再详述吕后时期的冲突，为称帝行为辩护；最后以“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的对比，凸显汉文帝的仁德。这种“历史-现实-未来”的结构，层层递进，既避免了直接指责，又清晰传达了立场。

三、文本结构与语言艺术的典范

全文虽仅五百余字，却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开篇以谦卑之辞问候，中间详述冲突缘由，结尾承诺归顺并致谢，首尾呼应，逻辑闭环。尤其在回应汉文帝的信件时，赵佗巧妙承接对方“甚苦心劳意”的问候，以“昧死再拜”回应，形成对话式的互动感。

语言上，赵佗善用文言的简练与含蓄。例如，“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以臣属之口道出称帝的外部压力，既推卸责任，又暗示南越的被动处境。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的表述，既承认汉朝的宗主地位，又为南越争取了自治空间，用词精准而委婉。此外，信中多处使用对仗（如“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与排比，增强了文气的流畅与情感的张力。

四、文化融合与历史意义的承载

作为岭南文化的开篇之作，该信体现了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交融。赵佗虽自称“蛮夷大长老”，却深谙儒家礼制，信中“昧死再拜”“不敢为帝”等表述均符合汉代文书的规范。同时，他以“和辑百越”的治理理念为核心，通过“马牛羊齿日长”等细节，暗示南越对中原技术的依赖，展现了文化互补的智慧。这种“以夏变夷”的策略，为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影响看，该信不仅化解了汉越之间的军事危机，更开创了以文书外交解决争端的典范。汉文帝与赵佗的书信往来，被后世誉为“以至诚感应，如响与声”的佳话，其“兵不血刃而使天下太平”的黄老智慧，成为中国古代外交的经典案例。而赵佗作为“岭南人文始祖”，其书信中展现的开放兼容精神，亦为后世岭南文化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五、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的双重肯定

该信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选》中称“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认为其“词甚醇雅”，兼具政治深度与文学美感。现代学者则指出，信中“寻常叙事、感叹抒情、陈情辩解”的交织，使其成为“集政治性、社会性、文学性于一体的散文”。其行文不卑不亢，既无谄媚之态，亦无倨傲之色，堪称古代外交文书的典范。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赵佗在信中巧妙运用自嘲与幽默。例如，他将称帝解释为“聊以自娱”，既淡化了僭越之罪，又以轻松的口吻化解了紧张气氛。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不仅展现了赵佗的政治手腕，更使文书充满了独特的个性魅力。

结语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与深刻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文书的典范。它既是南越政权生存策略的体现，也是中原与岭南文化交流的见证。其谦卑而不失尊严的措辞、真挚而理性的情感表达、严谨而灵活的结构设计，共同构成了这篇“岭南第一文”的艺术魅力。正如屈大均所言，赵佗的文字“重其文，亦重其智”，这种文智合一的特质，使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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