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会帮你改写这篇文章，保持原意不变，同时增加一些细节和描述，字数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以下是改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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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装东旭

1940年12月3日的上午，远东的伯力城内，一群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聚集在一起，参加一场秘密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苏联远东军区部长瓦西里突然开口，说出一句话，令现场的抗联将领周保中瞬间警觉起来。会场气氛随之变得凝重紧张。紧接着，周保中情绪激动，发出了强烈的反驳声。

那么，抗联将领们为什么会前往苏联？瓦西里到底说了什么话，才让周保中如此敏锐地反应？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东北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身抗日行列，抗日队伍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到了1933年夏天，抗日力量被整合，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随后在1936年更名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的战士们英勇善战，迅速壮大，到了1936年，已扩充到11个军，总兵力超过三万。

然而，到了1939年底，抗联因孤立无援，兵力锐减至不足两千人，情况异常危急。抗联此刻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严峻的形势，部分干部战士陷入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

自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东北抗联一度失去与中央组织的联系，只能依靠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联络和接受指挥。但1937年底，随着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回国，这条联络线也断了。抗联只能孤军奋战，在敌后的战场上与日军展开顽强斗争。

相比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与中央组织失联三年，东北抗联与组织的断线近十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对此，延安和东北抗联都焦急万分，几次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协助恢复联系，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果。

东北抗联的领导也多次派人穿越封锁线，试图与中央取得联系，但交通员们始终杳无音信。1936年，抗联第一路军甚至尝试冲破封锁，打通关内与红军会师，但未能成功。

如今，在牡丹江一家隐秘的商号里，抗联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未来出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大家沉默不语，只是你看我，我望你，气氛沉重。终于，周保中打破沉默：“为了保存实力，我建议向北方撤退。”所有人都明白，所谓“北方”，指的正是苏联。

对于这一提议，大多数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此重大决定，必须先请示上级。”周保中顿时急了：“我们与组织失联，难道要坐以待毙吗？”他的坚定态度让现场无人再反对。最终，这一决定获得了通过。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曾问周保中：“如果你们抗联没能到苏联，会怎样？”周保中回答：“恐怕一个人都活不下来。”那时的抗联，真是走投无路。

1940年3月27日，周保中携赵尚志、李兆麟等领导成员，来到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与苏方展开正式会谈。会上，周保中态度坚定但不失礼貌：“我们希望苏联同志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允许抗联来此进行阶段性的休整。”言下之意，是暂避风头，待恢复实力后便重返战场。

会谈中的苏方代表，是远东边疆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方对抗联的请求表现出积极态度，甚至可说是欢迎。毕竟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复杂微妙，彼此互不信任。早在沙皇俄国时期，日俄就爆发过战争，后来伪满成立，苏联基于自身利益对其承认。1939年5月至8月间，苏日双方在诺门坎发生激烈冲突。1941年4月，斯大林为对付德军，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中断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总的来说，苏日双方戒备森严，都害怕对方在东北制造事端。苏联渴望掌握日军动向，但派人深入东北刺探极其困难。抗联如果能提供协助，将极大方便苏方情报收集。更何况，苏联和抗联同属红色阵营，理念接近，容易达成共识。

会谈顺利，苏方原则上同意抗联入境休整，双方签署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纲领》。签约后，周保中等返回东北，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转移。

1940年冬，抗联第一、二路军陆续跨过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进入苏境，被安置在两处营地集中训练。一处位于苏联费士克，距伯力约75公里，称为“A”营；另一处靠近海参崴的蛤蟆塘，称为“B”营。

与东北恶劣环境相比，这里条件大为改善。抗联战士住上了帐篷，内设炉火，较之前天寒地冻的露宿有了显著提升。衣物方面，战士们领取了苏军退役的棉质军装，虽然旧却暖和许多。食物供应也得到保障，每人每日分配800至1000克面包，另有少量蔬菜和食用油，远胜国内的草根树皮。

苏联的军事训练更让人耳目一新。东北时缺弹药难以练兵，而苏联营地则组织射击、越野、无线电通信及爆破等课程，甚至开展了高空跳伞训练。短短时间内，抗联战士的技战术水平大幅提升。

尽管训练紧张，周保中等没有忘记使命，组织小分队频繁潜回东北，侦察敌情并开展游击战，持续打击日军。其中抗联英雄赵尚志，便是在1942年整训期间返回东北作战时被俘，英勇牺牲。

总的来说，抗联境况有了根本改变。但他们始终铭记初心，保持独立。苏联营地内，两个营地组织正常运作，周保中、李兆麟、崔石泉组成“三人团”统一领导。周保中常组织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如《论持久战》，还特意将主席画像放大印刷，分发部队。

这行为让苏联军官颇感不解，双方甚至一度产生误会。如何与苏军保持良好关系而又维护抗联独立，成了周保中等人面临的难题。

有一次，周保中发现两名战士失踪，询问干部皆不知去向。急忙找苏军军官打探，才知两人被苏方私自带走，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周保中十分愤怒，严肃告诫苏军大尉杨林（化名）：“动员人员必须经过我们同意，否则不被接受。”苏军大尉尴尬答应“绝不再犯”，但类似事件仍时有发生。

最令抗联将领恼火的，是苏联远东军区内务部长、苏军全权代表瓦西里口头承诺帮助恢复与国内联系，却始终无消息。更让人气愤的是，1940年11月上旬瓦西里答应在抗联会议上派代表参加。

12月1日，周保中、李兆麟等11位将领满怀期待赴伯力城郊白桦别墅，但直到正午依旧杳无代表踪影。直至12月16日，瓦西里才通知代表无法前来。

抗联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遂以抗联党委名义给瓦西里写信，声明今后所有抗联重大行动均须党委审批。瓦西里收到信后表情阴沉。

会议尾声，瓦西里怒气冲冲走上主席台，将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员魏拯民推开，严厉说道：“我认为你们的党组织没必要存在了，应当服从苏联远东边防军指挥！”此言一出，会场顿时静若死水。

忽然，周保中爆发了：“瓦西里同志，您的意见我们不能接受，太过分了！”他继续斥责：“你忘了共产国际的原则吗？各国应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日军和蒋介石正盼着你们这样做，给他们提供打击我们的大好借口！”

这席话震惊全场，气氛骤然紧绷。此时，苏联远东军区政委伊万诺夫现身，试图缓和：“既然各持己见，不如请共产国际仲裁吧。”

众人以为周保中会妥协，未料他怒火未消，反而说：“我认为瓦西里同志已不适合作为中苏联络代表，请你们考虑替换人选！”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场。

凭借坚决态度，周保中等人赢得了尊重，瓦西里被撤换，另派代表接替。

1942年7月，随着形势变化，抗联被编入苏军序列，成为苏联远东红军第88独立步兵旅，官兵换上崭新军装，获得苏军军衔。周保中任中校旅长，李兆麟为少校政委，部队始终保持我方领导。

1945年7月，远东苏军大规模集结，武器弹药源源不断，预示即将展开重要行动。抗联士气高昂，终于等到回国的机会。

8月初，苏军进攻东北，抗联与苏军并肩作战，冲锋陷阵，向日军发起猛攻。9月中旬，彭真、陈云抵达沈阳，筹建东北局。10月初，周保中、冯仲云赶赴沈阳，详细汇报失联期间的艰苦斗争，感情激动，声音哽咽。彭真也湿了眼眶，说：“我们20多年斗争史中，有三件最艰难难忘的事：万里长征、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第三件就是抗联的十四年苦战。”

当年11月，抗联与八路军、新四军联合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被任命为副司令员。至此，抗联回归组织，继续为新中国的建立奋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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