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刚刚踏入北京城的刘少奇握住一位年轻才俊的手，感慨万千地说道：“我在北方局担任书记和在新四军担任政务工作时，经常听闻你的重要情报，你真是一个人顶得上三个师！”

这位获得刘少奇盛赞的战士名叫李时雨，他潜伏在敌人内部多年，为隐蔽战线立下了卓越功绩。最惊险的是，他甚至曾在军统头子戴笠身边工作，却始终未被识破。

被选中的得力干将

李时雨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生活本来优裕无忧。然而，1926年他在齐齐哈尔第一中学求学期间，偶然结识了地下党员林枫，从此踏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市委组织部找上他，希望他能进入东北军内部担任内线。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使他不易被怀疑，另一方面，他少年时期与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是同窗好友，这层关系对潜伏工作极为有利。

从此，李时雨开始在敌后发挥他无可替代的作用。

潜伏中的关键行动

东北军调往蚌埠后，李时雨转战天津，担任“日伪天津高级法院检察官”。

担任法院书记长期间，他接到组织指令，协助营救被捕地下工作者冯骥。冯骥在天津沦陷前已被囚禁，营救必须迅速而隐秘。尽管李时雨有权放人，直接下令必然引起敌人怀疑。

他巧妙利用机会，悄悄将冯骥的全部案件卷宗抽出，在无人处焚毁。书记官发现卷宗失踪后急忙汇报，李时雨严厉批评了他一番，又顺口说：“大概是在日本轰炸时被毁了，这年月丢点东西也常有。”书记官不愿担责，便按此答复。

开庭时，冯骥按李时雨指示辩护，最终无罪获释。

除救助同志外，李时雨还秘密传递了大量情报，行事周密细致，从未被怀疑。那个动荡年代，局势瞬息万变，他必须随时灵活应对。

关键时刻的侦察员

1939年，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时，李时雨再度发挥重要作用。汪精卫为成立伪政权，计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时雨及时将消息上报。经过组织研判，他被派去参会，进一步搜集情报。

随后，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北方党务办事处，任命李时雨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凭借其卓越社交能力，李时雨赢得陈公博信任，得以将更多情报秘密传回。

“十里洋场”间的危险岁月

1941年起，李时雨利用身份与各类敌人周旋，收集了大量重要情报。1942年1月，他调任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几乎每日都要向陈公博递送机密文件。

潜伏多年，他掌握了汪伪政权诸多罪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巧妙利用陈公博的“奉公守法”理念，避免直接与坏人同流合污，借此维护局部治安，保护百姓安全。

他权力日增，甚至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都试图与他拉拢关系，李时雨则巧妙利用这一点，搜集情报。

内战前夕的情报斗争

抗战胜利后，上海被国民党接管，周佛海因受蒋介石信任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被任命军法处副处长。国民党意图内战已露端倪，李时雨提供情报，协助共军取得多次胜利。

他还成功解救了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表面看似平顺，但李时雨深知更大的危险正等待着他。

1945年10月，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全国展开“肃奸”行动，李时雨知道自己必须暂时退出情报战线，却坚守等待组织指令。

军统内部的磨难岁月

此时，律师“朋友”余祥琴出现，劝李时雨“跟着他走”。李时雨明白余祥琴实为军统上海沪郊指挥站负责人，追随他能深入敌人内部获取更珍贵情报。

经过短暂思考，李时雨答应了。

进入军统后，李时雨最初并不积极，几天才翻阅一次文件，和那些拼命表现的特务迥异。余祥琴察觉异样，问他困难所在，李时雨坦言：“我之前主要办刑事案件，对这方面不熟悉。”

余祥琴以旧交身份为担保，李时雨接触军统诸多特务头目和机密文件。

每当形势紧急，他会将情报秘密整理送回组织，挽救无数同志生命。

他掌握了军统“黑名单”、“跟踪名单”和“暗杀名单”，只要名单上的人尚在危险中，他就全力营救。

他宛如一把利刃，直插戴笠心脏。

面对军统头目的试探

戴笠生性多疑，军统多次行动失利令他警觉，他严密观察潜伏者。被戴笠怀疑者往往难逃杀身之祸。

一次“上海办事处纪念周年会”上，戴笠冷峻问道：“哪个是李时雨？”

李时雨心跳加速，知道暴露随时可能。尽管如此，他稳稳起身答：“我是。”

空气凝固几秒，戴笠说道：“我听说过你，余祥琴也汇报过你，这些年你为党国做了不少事。”

李时雨面带微笑回应：“那都是戴先生领导得好。”

虽然冷汗湿背，但这次公开表扬反倒成了利好，许多军统高层认为他是戴笠的亲信，利于以后工作。

军统内的怀疑与庇护

军统内部人人互疑，特务沈维翰曾以李时雨弟弟和爱人被捕为由诋毁他，并因多次刺杀失败而愈发怀疑。

沈维翰曾向戴笠请求逮捕李时雨，戴笠却回电：“李时雨打入敌内部有功，我很了解他，不可逮捕。”

尽管沈维翰“感觉正确”，但戴笠的权威让他不得不收手。

戴笠还向北平警备司令部督察长李国章核实情况，幸运的是李国章同为地下党员，为李时雨提供了有力背书。

戴笠因事务繁忙未深查，依赖李国章和余祥琴担保，最终保下了李时雨。

死里逃生与新生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内部斗争愈发激烈，有特务决定对李时雨下手。

地下党员迅速通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请其想办法转移李时雨。

李时雨回东北有充分理由，先到南京找王抚洲申请工作和护照。

然而，离开前被军统特务抓捕，遭严刑拷打两天，始终未吐实情。

敌人随意编造罪名判他7年6个月监禁。

直到1949年2月，李时雨获救，组织立刻联系他。

8个月后，作为地下工作者代表的李时雨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着欢呼的人群，终于放声大笑，这些年的努力迎来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