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东京街头，一群身着旧式和服的少女排着队走进区政府。她们平均年龄不到14岁，稚嫩的脸上满是茫然。登记处工作人员机械地盖章——日本战后的“人口复兴计划”正以国家意志碾过一代少女的青春。

1945年8月，当裕仁天皇宣布投降时，日本已沦为一片焦土。城市化为瓦砾，700万青壮年男性或战死或滞留海外，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到每100名女性仅对应76名男性。

面对劳动力枯竭的绝境，东京大藏省的报告触目惊心：“若不采取极端措施，二十年后将无兵可征、无工可用！”

绝望中，日本政府将目光投向苏联——这个同样在战争中损失2660万人口的国家，通过降低女性婚龄至16岁加速人口恢复。但日本决策者走得更远更极端：1947年，议会悍然通过法案，将女性法定结婚年龄定为13岁，创造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历史下限。

当西方同龄人还在课堂解方程时，日本少女已披上嫁衣。生理尚未成熟的13岁女孩被迫走进婚姻，许多初潮未至便已怀孕。在广岛郊区的村庄，1948年出生的早田芳子回忆：“班上最瘦小的惠子突然消失，再见时她抱着婴儿喂奶，胸前校徽还没摘下。”

更残忍的是配套政策：生育五个孩子可获“英雄母亲”称号，享受住房补贴与粮食配给优先权；超过13岁未婚的女性，其家庭将被罚款。

贫困家庭为求生计，将女儿当作换取政府津贴的筹码。在九州煤矿区，甚至有父亲带着三个女儿集体登记结婚，只为领取三份生育启动金。

当早婚政策遭遇生理极限，日本祭出更惊世骇俗的手段。厚生省秘密启动“人种改良计划”，开放美军基地周边设立“慰安区”，默许日本女性为驻日美军服务并怀孕。

在冲绳那霸市，专为美军黑人士兵设立的俱乐部外，每月有百余名怀孕女性被政府专车接回本土待产。

同步推进的是大规模引进外籍劳工。30万菲律宾、马来西亚男性被招募至造船厂与矿场，政府发放手册鼓励异国通婚。横滨移民登记处档案显示，1946-1950年间，约11万亚裔劳工与日本女性组建家庭，其中多数女性不足18岁。

铁腕政策下，人口机器轰鸣运转。1947至1949年，日本迎来战后首个婴儿潮，806万新生儿呱呱坠地——相当于三年再造一个大阪市人口。到1967年，日本总人口突破1亿大关，比预定目标提前八年完成。

代价是整整一代女性的血泪。妇科医院档案记载，1948年15岁以下产妇死亡率高达9.7%，是成年产妇的三倍；无数少女因骨盆未发育完全，分娩时遭遇不可逆损伤。

更深的创伤在心灵深处：1980年NHK纪录片中，时年46岁的山本绫子蜷缩在镜头角落：“13岁嫁人那天，我抱着布娃娃不肯放手，丈夫一巴掌打落它说‘该玩真的了’。”

当日本经济七八十年代腾飞时，银座写字楼里的精英女性或许不知，她们能自由选择人生的权利，是踩在无数13岁新娘的青春骸骨上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