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长征的序幕正式拉开，红军开始了这一场震动世界的庞大转移。中央苏区的红军出发，历经雪山、草地、荒无人烟的地区，面对国民党精锐数十万的追兵和空中战机的持续骚扰，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甚至让装备精良的敌军成了历史的背景。整个过程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较量。

长征的伟大，几乎是人人皆知。但长征到底有多伟大？很多人可能并未深入了解。或许在很多人眼中，红军的长征不过是一次“大逃亡”。他们从国民党的包围中艰难逃脱，认为红军的伟大在于生还。然而，真相远非如此简单。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红军的长征从中央苏区开始。如果只是单纯的逃亡，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可以，那为何红军最终选择了向陕北进发呢？这个选择背后的深意，既有伟大的战略决策，也有迫不得已的无奈。

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围剿”。之前的战斗中，尽管国民党军屡次失败，红军依然屡屡反击成功，反而壮大了起来。而这次，蒋介石下定决心，动用了超过一百万人，制定了“滚筒”战术，企图迅速包围红军并一举歼灭。这一策略，要求每天以快速的进度收缩包围圈。

当时毛主席尚未完全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尽管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对国民党军的强硬对抗，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在国民党军不断缩小红军的生存空间时，突围已是唯一的选择。长征，这一被迫的行动就此展开。

突围本身没有争议，但问题在于，离开了中央苏区后，红军该何去何从？博古和李德决定率领红军突破，计划朝湘鄂川黔根据地进军，与那里的红二、红六军团合并后，再做打算。然而，这一战略计划的意图过于明显，蒋介石迅速看穿了红军的打算，并在其途中设下伏击。于是，红军在这两位指挥者的带领下遭遇了惨重的损失，湘江之战中，七万余名红军在敌军的炮火中艰难过江，最终只有约三万名士兵成功通过，剩余的英魂永远停留在了对岸。

湘江之战后，博古与李德的指挥策略开始遭遇质疑，但他们依然坚持继续朝湘鄂川黔进发。红军的伤亡惨重，士气低落，蒋介石再次派重兵设伏，形势愈发严峻。就在这一时刻，毛主席提出了新的战略：放弃原计划，改向贵州进军。这个决策得到了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红军因此成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迎来了转机。

选择向贵州进军与继续朝湘鄂川黔进发的区别显而易见。首先，向湘鄂川黔进军的意图已被蒋介石识破，前路重重危机，红军若继续下去，可能再无翻身之地；而贵州的地形复杂且敌军布防薄弱，毛主席此举让敌军措手不及，同时也打破了红军一味逃亡的局面，为红军争取了主动。

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令在场的红军指挥官们顿时豁然开朗，最终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此时，蒋介石大为惊慌，因为他原本布置在长江沿线的兵力无法应对红军的突然改道，红军成功穿越贵州并让蒋介石的布置完全失效。

随后，毛主席率领红军继续推进，在遵义一带的战略移动中，蒋介石始终无法追上红军的步伐。红军通过巧妙的战略反复穿越赤水、土城等地，并巧妙地让敌军扑空，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令蒋介石屡屡陷入被动。蒋介石始终未能成功捕捉到红军的真正意图，只能紧急调兵试图应对。

最后，毛主席决策进军贵阳，此举巧妙绕过了蒋介石的主力，并直接攻打敌人的软肋，令蒋介石陷入兵力紧张的困境。即便蒋介石向云南求援，但此时的红军已经越过金沙江，成功实现了最初的战略意图。

从毛主席指挥下的长征来看，红军始终处于主动牵制敌军的状态，不断调整方向和节奏，这绝非单纯的“逃亡”，而是一场极为复杂的战略博弈。毛主席的灵活机动与远见卓识使得红军能够不断逆袭，最终实现了出其不意的战略突破。

最终，当红军抵达甘肃，得知陕北有红军时，毛主席才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最终目的地。这一选择背后，有红26军的存在，且此地地势优越，更适合红军长期发展。此时的长征已非单纯的生死逃亡，而是红军为新的战略目标而奋力前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