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之所以忌恨魏征，很多人认为是因为魏征多次顶撞他，屡屡直言批评。可以说他在李世民心中，似乎成了一个难以容忍的存在。这种想法可能太低估了李世民作为一位可以与秦始皇、汉武帝比肩的明君的智慧与胸怀。

李世民，唐太宗，是唐太祖李渊的第二子，出身自西魏“八柱国”李虎的后代。他的家族，陇西李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颛顼的孙子皋陶，到战国末期秦国的陇西侯李信，再到西汉的飞将军李广，还有魏晋时期西凉王李暠。这个家族不仅门第显赫，而且历代都是豪门望族。

隋朝末年，李渊趁着乱世起义，带领军队从晋阳出发，仅仅七年时间便一统了天下，建立了唐朝。这其中，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出色表现是功不可没的。李世民的威望极高，尤其是太子李建成心中充满忌惮，加上李渊性格优柔寡断，导致了多种因素的交织。最终，李世民以武力发动了震动朝野的玄武门之变，一举剿灭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自己登上了帝位。

如果李世民登基后没有显著作为，若没有统一东突厥、消灭薛延陀，也没有迎来史称“贞观盛世”的辉煌时代，他或许就仅仅是历史上一个因篡位而成为“乱臣贼子”的人物。但事实却不然，李世民最终确实活出了他作为一位明君应有的价值，他不但修复了国家，也振兴了民生。

我特别喜欢《琅琊榜2》中萧元启的台词：“倘若我开创了大梁的百年盛世繁华，又有谁敢说我今天错了？”这句话正可以形容李世民的历史地位。今天，几乎没人敢说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是错误的，反而因为他治理国家的卓越成就，他被尊为与秦皇汉武齐名的伟大帝王。

然而，玄武门之变对李唐朝代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打破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带来了通过武力夺取权力的先例。这种兄弟相残、父子相争的血腥事件，成为李唐朝廷长期以来的隐患，也影响了整个王朝的政局。此外，李世民的野心不止在于权力，他更希望为李家王朝创造长久的基业，并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史册中，这也是他在玄武门之变中多次丑化李建成与李元吉，把自己塑造成被迫者的原因。

魏征在李世民心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李世民曾言魏征为自己的“镜子”，且魏征去世时，李世民痛哭失声，废朝五日，亲自撰写碑文。然而，让人不解的是，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便背弃了对魏征的尊重，不仅砸毁了魏征的墓碑，还解除了魏征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

我认为，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李世民容忍魏征是李建成的人，不仅是因为魏征才干卓越，是贞观之治的关键人物，更因为魏征的直言不讳可以凸显李世民宽容大度、海纳百川的君主形象。李世民本身并非容不下异己之人，只要魏征的直谏合情合理，他都能接受。但魏征在生前将一些陈奏事宜交给史官褚遂良，试图为自己谋取历史名声，这让李世民产生了怀疑。相比之下，马周虽然也曾谏言，但在临终时把所有奏本销毁，死后葬在昭陵，李世民一直表达对马周的怀念，并为其家族提供庇护。

其次，魏征在生前曾多次推荐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被认为具有宰相才干，但他们都因为一系列事件而遭遇悲惨命运。尤其是侯君集被指控谋反，最终被处死，这让李世民对魏征的忠诚产生了疑虑，认为魏征或许有结党营私的嫌疑。

最后，魏征去世是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而李世民则于贞观二十三年去世。在李世民晚年的日子里，虽然他依然英明神武，但他已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年轻天策上将。老年的李世民或许在某些决策上更加情绪化，才会有推倒魏征墓碑的举动。后来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在亲征高句丽失败后总结经验时，深感缺少了魏征的忠言良策，因此最终修复了魏征的墓碑，向自己曾经的行为做出了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