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常说，政府就像是一个物业公司，依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运作；而官员则是“楼管”，他们的职责是为“业主”提供服务。如果做得不好，就该被替换。这种说法在其他国家或许成立，但在中国却并不适用。

换句话说，看看那些外国的王子们，为什么他们往往显得如此卑微呢？

以英王查理一世为例，当他因财政困境召开了“长期议会”，打算提高“物业费”来增加收入时，结果却与议会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他被克伦威尔斩首。

法国的路易十六同样面临财政问题，最终召开了三级会议，企图通过提高“物业费”来解决困境，结果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最终他也丧命在断头台下。

至于“美王”华盛顿，虽然赢得了独立战争，但却背负了沉重的债务，最后只得解散了“乞丐兵”，自诩为不恋权位的形象，回到家乡去种地。

然而，这些情况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

早在2700多年前，中国就率先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且最成熟的“国有专营”制度。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不仅是国家创收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远非只是“物业公司”这么简单。

常言道“百代皆行秦政制”，这句话虽然在描述上层建筑方面很准确，但它忽略了经济基础。中国的“经济基础”并非完全继承秦制，而更多的是受到了齐桓公与管仲的影响，即“齐政制”。在那个时代，管仲和齐桓公在齐国所施行的国有专营、盐铁专卖、宏观调控、价格干预、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如今的中国人一看就会理解。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哪怕是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祖这样的帝王，也无法比得上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的境况。

因此，李鸿章等人在推动“洋务运动”时，其实并不算有什么创新。他们只是开设了一些新的“官办企业”，而这些企业的运营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只不过技术和产品有所更新，源自外国的学习。

直到1872年，当“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才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摆脱了传统的“国有专营”模式，开创了“官督商办”的新局面。这一变革也被李鸿章视为“洋务运动”中最得意的成果。

“官督商办”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开设公司，政府不干涉日常运营，只负责分红，派出代表来监督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协调政商关系，企业则按照自己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自己、承担盈亏。

虽然这一模式看似并不复杂，但它却首次突破了“官办”企业的固有模式，创新性地引入了股份制的概念。李鸿章的“钱袋子”盛宣怀负责起草了公司的章程，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

然而，初创时期的招商局并不允许“任人唯亲”，于是，李鸿章聘请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大买办唐廷枢和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和会办，相当于今天的公司总裁和副总裁。盛宣怀也被任命为会办，虽是三把手，但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唐廷枢曾为英国怡和洋行工作，负责上海至福州和马尼拉的航运线路；徐润则在宝顺洋行开辟了上海到横滨、长崎的航线。招商局专注于航运业务，聘请这两位高手，显然是明智之举。

事实证明，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完全不逊色于外资公司。招商局迅速在长江航运中崭露头角，连“长江航运双寡头”旗昌洋行和太古洋行都被其迅速赶超。由于经营不善，太古的股票从100两面值跌至56两，几乎腰斩；旗昌也从100两跌至70两，缩水30%。

最终，旗昌因经营困难，决定将航运业务以220万两出售给招商局，而招商局当时的资产总值仅为75万两。这一并购操作，可以说是极为精彩的企业收购案。

并购后，唐廷枢从竞争对手太古洋行挖来了核心管理层成员，包括著名买办郑观应，并且与太古签订了“齐价合同”，共同垄断了长江航运市场。那段时间，招商局的利润大幅增长，正是其辉煌的“黄金岁月”。

然而，郑观应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著名的“郑观应之问”，逐渐在招商局以及后来的民营企业中引发了深远的影响。

郑观应提出的疑虑在于：首先，“官督商办”模式下，最终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样一来，是否能够保持企业的独立性？能否像外资公司那样严格遵守契约精神，保护私有财产？其次，招商局的“后台”是李鸿章，他提出的“官督商办”模式虽然不会违背，但如果李鸿章一旦失势，后来的政府领导会否随意干涉公司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