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年，庆历新政被废除，这一改革的终结标志着建立更激进政策的努力的停顿。直到神宗于1067年即位并推行新法，才重新点燃了这一改革的火种。范仲淹的追随者中，以1005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一代逐渐崭露头角。尤其是欧阳修（1007—1072），在1044年之后成为这一代中最为突出的文士之一，这些人物构成了11世纪中期思想文化的主要景观。

在同一时期，未来两代知识分子也开始显现，他们的思想都回应了当时日益兴起的古文运动。王安石（1021—1086）与司马光（1019—1086）是代表11世纪70至80年代政治阵营的领袖，他们的政治生涯大都起始于庆历新政的前夕。

进入11世纪50年代末，范仲淹的追随者们重新掌握了朝廷的权力，而欧阳修也在科举考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时，苏轼（1037—1101）与程颐（1033—1107）正在京城求取功名，且很快在80年代成为他们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士大夫之一。

北宋时期，思想界的主要人物纷纷交织在同一个时代。这些人物在探求一个能够为政治、社会及文化提供基础的“道”时，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思想目标。各人一致认为，学者应当追求理解古道，而这也自然影响到文的形式和内容。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达一度被认为自信而直接，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复杂得远超他们最初的设想。

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它能在哪里找到？如何去理解它？它包含了哪些内容，遗漏了哪些重要部分？范仲淹的追随者在寻找这些价值观时，并未达成统一，后来的几代人也未能找到完全一致的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思想的主旨变化难以清晰勾画，但仍然可以看到它的轨迹。最初，范仲淹的追随者认为，求道与写作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便是“文章”。

随着古文逐渐成为一种道德思想的语言，决定采用古文写作不再仅仅是一个党派的标志。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时代，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古道”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变革，远超过他们对士人应如何写作的关切。

对于年轻一代的苏轼与程颐来说，他们的兴趣已从制度化的探索转向了更为个性化的思想风格。这种风格试图使人像圣人一样，对事物作出真实而自然的反应。在他们眼中，文学不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反而成为了表达思想、探索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古文作家认为，思想的探究应当高于文学的创作，因此，文学与思想的分道扬镳逐渐显现出来。因为许多人认为文学对于构建共同价值观至关重要，像欧阳修这样的古文作家得以成为思想界的领袖。然而，追求价值观的过程中却隐含着一个信息，那就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重要。

这个结论并不容易被接受。欧阳修曾解释过，极端的事物往往产生最好的和最坏的效果；而居于中庸之道的事物，虽然平稳却难以突显其卓越之处。欧阳修的这种偏向一端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古文思想在某些方面的缺失；而他自己所提倡的中间立场，也暴露出知识分子所试图调和的张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阳修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展现11世纪中期的古文运动。作为思想家与作家，他自身便成为了文化传统与普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体。在范仲淹的追随者眼中，价值观的优先地位意味着思想的深度是文学成就的必要基础。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学道先于学文”。

他们认为，外在的形式和所追求的道德观念是可以区分的，而这表明个人有必要同时掌握这两者。也就是说，强调道为先，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创作那些被视为“文”的著作。

祖无择（1006—1085）在1043年为古文作家穆修的文集写序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积于中者之谓道，发于外者之谓文，有道有文，然后可以为君子。”这意味着，如果掌握了道，文自然也会随之进步。真正的学者应当先成为思想家，再去专注于文学创作。

欧阳修对文学的态度比较复杂。尽管他对文学充满兴趣，但他深知文学可能会使人陷入其中而失去对思想的关注。在他的后期自述中，他提到自己在1036年之前也曾陷入过文学的迷途。特别是在他初入仕途的洛阳时期（1030—1033年），他的作品中显示出较强的文学雕琢痕迹。然而，随着他逐渐接触古文与韩愈的观点，过往的文学倾向逐渐减弱。

尹洙（1001—1046）则提出了学习古道的重要性，他认为古道能为个人提供指导，助力其在政治与写作上有所成就，并最终能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文章与声誉。然而，道远且难以定义，但他相信，只要具备见道的能力，个人便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适的判断。

欧阳修也参与了关于“道”的讨论，并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不应当反对外界的批评，因为追求的是“谋道”，而非为批评所困扰。他坚信，道是存在于人事之间，而非从天地、神灵或人性中寻找。

通过对欧阳修的理解，我们看到他与其他古文阵营的人不同，他更注重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而非追求纯粹的理想。石介（1005—1045）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差异。尽管两人都深受范仲淹影响，石介却对韩愈、柳开等人物的崇拜，使得他在一些文化议题上的立场偏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