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到人民军队中经历过高开低走的将领，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何长工。个人而言，他是我脑海中最早浮现的名字。何长工在革命初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设计了第一面军旗，是朱毛井冈山会师的重要桥梁人物，在1930年就被任命为军长，之后于1935年担任军团政委……仅从红军时期的表现来看，他的成就可与其他几位大将媲美，按理说，像他这样一位高级干部，1955年时理应能够晋升为将军，然而，他最终没有获得军衔，甚至在长征抵达陕北后便选择了离开军队。那么，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可以追溯到长征中的一次决定——草地分兵时，何长工做出了一个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何长工，原名何坤，“长工”这个名字是毛主席为他所改。在1924年，何长工从欧洲归国后，被组织派往湖南开展农民运动，这期间他与毛主席建立了联系。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军阀大肆抓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何坤被列为通缉目标。为了保护他，毛主席建议他改名为“长工”，并暂时离开湖南。毛主席希望他能“永远做人民的长工”，这一寓意深刻，何长工便带着新名字前往湖北，加入了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警卫团原本接到消息将参与南昌起义，但事发突然，起义发生的消息直到8月2日才传到他们耳中。为了追赶起义部队，他们沿途赶往潮汕地区，却被国军围追堵截。意识到再继续前进可能会遭到全军覆没，警卫团决定在江西修水休整。团长卢德铭秘密返回武汉，获取新的指示后，警卫团任务转向，参与与农军一起在湘赣边进行秋收起义，何长工再次与毛主席并肩作战。

在这个过程中，何长工的设计才真正让他载入了历史。他设计了中国革命军的第一面旗帜——这一创举成为了工农革命军的象征。此前的南昌起义部队并没有特别的旗帜，而秋收起义则需要一个独特的军旗。1927年8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成立，毛主席将设计军旗的重任交给了何长工。何长工几经修改，最终设计出了令所有人满意的旗帜，起义时这面旗帜便成为了革命的象征。

然而，敌军实力过于强大，秋收起义的余部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决定放弃进攻大城市，而转向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没多久，毛主席又委托何长工寻找南昌起义的残部。通过多方努力，何长工终于在10月5日找到了朱德，将两支革命力量连接了起来。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在宁冈的龙江书院成功实现，何长工为这次会师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了促成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关键人物。

在随后的岁月中，何长工的革命生涯继续延续。他曾担任过红四军28团党代表、红三军团第8军军长、红五军团13军政委等职务，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殊荣——在1931年9月，何长工奉命创建了红军学校，并担任了校长和政委。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红军培养军事干部，后来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许多将领，均是何长工的学生，这显示了中央对他的高度信任与重视。

然而，1935年初，毛主席通过遵义会议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并很快将何长工任命为红九军团政委。在接下来的历史背景中，何长工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这一决定直接影响了他的前途。在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南下的争斗中，何长工的行为背离了中央的意图，形成了对立局面。

1935年6月，两大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了统一番号，红一方面军的各军团改称为军，红五军团改为红5军，红九军团改为红32军，何长工继续担任32军政委。由于红一方面军经过多次血战，部队人数仅剩下1万左右，几乎所有人面容憔悴，营养不良；而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远为强大，足有8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某开始有了扩权的想法，不断向中央提出要求。

为了维护团结，中央尽量满足了张某的请求。然而，张某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涉及到原则问题。中央看到了这一问题后，决定不再退让，张某表面上答应继续北上，但实际野心暴露出来，想借机逼迫红军南下。此时，红五军团的军长董振堂坚决反对，力挺北上，但被张某的亲信当众侮辱，导致局面更加复杂。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最终在张某的压力下被迫南下。

然而，何长工却站到了张某一方，公开发言支持其立场，这一做法让很多人感到失望。许多人认为，何长工本应站在毛主席的一方，毕竟他曾与毛主席有过深厚的合作和信任。可事实却是，何长工和张某的联手使得他与中央的关系变得疏远。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局长宋侃夫回忆时指出，何长工的发言误导了许多人，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他在长征中的经历、对中央领导的不满以及对局势的误判。

因此，何长工的选择直接导致了他失去了中央的信任，最终在长征后，他被调离了前线，转而从事教育工作。尽管他的起点极高，但在1955年，他并没有获得将军军衔，遗憾地错失了那个属于他的机会。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何长工尽管早早退出了权力核心，但他并没有因此沉寂。到了1980年，他甚至曾担任全国人大副主席，成为了副国级干部。可以说，何长工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虽然高开低走，但最终他依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