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李德生作为总政部主任，开始着手整顿总政直属单位。当时，这些单位的级别并不高，但它们在军队和地方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特别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它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拍摄的影片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整顿八一厂成为了李德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除了总政机关的人手，还从国务院借调了三名同志，深入调查相关情况。

为何优先整顿八一厂呢？因为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单位，如果能够通过整顿解决八一厂的问题，其他单位的难题也能迎刃而解。八一厂曾经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单位，而在文革初期，其领导权被造反派夺走，厂内的领导和骨干人员被边缘化，甚至被迫下放劳动，工作陷入瘫痪状态，根本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八一厂已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

1967年，八一厂的权力被夺走，随后在1968年成立了革委会。为了恢复厂内秩序，李德生选择了60军政治部主任彭勃来负责八一厂的工作。此时，60军隶属于南京军区，李德生在征得许世友同意后，将彭勃调任为八一厂革委会主任。彭勃是一位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经历过战时的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等职务，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也相当强。

彭勃到八一厂后，首先着手的是团结工作，执行各项政策，但这也导致了对一些人和事的不同看法，内部很快出现了分歧。一些人对八一厂有很强的控制欲，他们借《红灯记》摄制组中的一个人，通过书信制造事端，掀起了风波。甚至有人指责彭勃为宗派主义，给他扣上不实的帽子，并提出了许多刁钻的问题，让彭勃感到十分困惑和不解，他一度选择沉默。

面对种种不公，彭勃深感委屈。李德生和副主任田维新曾多次找他谈话，表示理解并给予安慰。彭勃此前有过在南京市的工作经验，也处理过军队和地方的复杂问题，按理说一个一千多人的单位并不应该太难管理。然而，八一厂的特殊性让许多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尤其是受到“文革领导小组”的干扰，许多小事被放大，彭勃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

八一厂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彭勃的预期。即便李德生作为总政部主任给予了他大力支持，但“文化战线”的某些人始终抓住八一厂的文化问题不放，不断制造事端，搞得彭勃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李德生很理解彭勃的困难，毕竟他自己也曾在部队工作时面临种种挑战，李德生曾因工作原因错过了儿子车祸和母亲去世的消息，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

彭勃曾向李德生倾诉过自己的不满，要求回到部队工作，因为他觉得如果连自己的“小家”都无法照顾好，又怎么能为大局尽心尽力？李德生劝慰他说：“我明白你的心情，但如果你走了，换来的是更高级的军区领导，也未必能解决八一厂的问题。我们出身部队，要用党性来工作，要顶得住压力，保持勇气和担当。”

八一厂的问题，虽然看似都是些小事，却在特殊环境下被过度复杂化。例如《红灯记》拍摄过程中的一些所谓揭发问题，经过多次调查，最终证明许多指责根本不存在。为了彻底整顿八一厂，李德生要求工作组从实际出发，弄清楚真相，召开了多次会议，以便统一各方意见。

最终，李德生希望八一厂取消革委会，恢复之前厂长和政委分工制，王心刚担任厂长，彭勃担任政委。虽然总政部党委会议上没有异议，但仍然有少数人表示反对。经过各方协调后，这一调整得到了中央和军委的批准。彭勃随后从八一厂调回军队，担任江苏省军区政委，直到2022年4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