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贺晋年从张家口被调往东北，接任了合江军区的司令员，原司令员方强则调任政委。在他们共同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合江军区的剿匪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尽管两人在这段时间内紧密合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贺晋年的回忆录中，他却并没有提到自己的搭档——方强。

贺晋年出身陕北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后方工作，主要任务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并开展剿匪工作。这项工作自1936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就开始了。虽然其他前线指挥官在抗战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贺晋年却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剿匪经验。抗战胜利后，贺晋年跟随贺老总前往晋西北，再到张家口。正是在张家口工作期间，他被调往东北。尽管北满五省是后方地区，但匪患严重，尤其是与蒋军遥相呼应的情况，导致上级决定让贺晋年去合江军区剿匪。

当时，合江军区已进行了八个月的剿匪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四大匪首依旧未被彻底击败，土匪势力虽然有所削弱，却仍有复燃的可能。1945年底，方强接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开始着手扩军和剿匪工作。他的部队从最初的800人扩编至9000人，歼灭了七千多土匪。然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四大匪首始终未能捉拿或彻底歼灭，这让合江的局势依然不稳。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难以推动土改、征粮、扩兵等工作，这些都影响了前线的作战。

方强在担任政工干部期间，主要负责政治工作，而在剿匪方面缺乏实战经验。因此，贺晋年的空降，被认为是加快剿匪进程的必要步骤。上任后，贺晋年与省委书记张闻天对剿匪方针、扩编方法和战术进行了重新调整。

事实上，方强与张闻天最初前往合江时，考虑到匪患过于严重，张闻天被派去了刘贤权领导的牡丹江军区，尽管这里也面临匪患，但情况相对较轻。直到5月，张闻天才到达合江。根据刘英的回忆录，张闻天对合江军区的剿匪方针、战术以及扩军方式并不认同。他认为，土匪不仅仅是一般的匪徒，很多其实是政治匪徒，不能通过招降纳叛来扩编部队，否则会导致部队的不纯洁性和潜在的不稳定。实践证明，敌人会在这种情况下纷纷叛逃。张闻天认为，剿匪的方针不应依赖政治争取，而应采取更为坚决的军事手段，向抗日战争时期边拉边打的策略学习。然而，方强的作战方针已通过党委批准，这意味着贺晋年和张闻天需要推翻过去的政策，重新制定新的战略。

随后，贺晋年与张闻天对合江军区进行了整编，不仅加强了军区机关，还建立了四个军分区，调入了一批军政干部。作战方面，他们采取了猛追猛打的战术，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由于兵力不足，贺晋年向359旅的刘转连借兵，获得了两个团的支援，其中包括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同时也将谭友林调来协同作战。

在这段时间里，贺晋年全面负责军事指挥工作，而方强则主要负责军区后方工作。经过半年的剿匪，到了1947年2月，合江军区基本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两位领导也分别被调离，投入到其他作战单位。

多年后，贺晋年和方强各自撰写了回忆录。贺晋年在《贺晋年深山剿匪记》中讲述了自己的剿匪经历，而方强则在《红军战士话当年》中回顾了自己的革命岁月。作为合作过半年的战友，按理说，他们的回忆录中应该提及对方，但贺晋年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方强。而方强虽然提到自己被调为政委，贺晋年接任了司令职务，但也仅仅一笔带过，具体的作战细节和两人之间的合作几乎没有描述。这种情况，让两位曾经的搭档的关系显得有些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