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甲亢哥”在重庆直播的事件引发了市民广泛讨论，但却有一位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市长，做出了对这座城市改变性贡献，至今仍对重庆有着深远影响。

1937年冬季，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人潮涌动，成群结队的难民挤满了街头。新任的国民党市长潘文华站在古老的城墙残迹上，腰间别着左轮手枪，眼前是数百名手持锄头的袍哥，气氛紧张。他不为所动，面色坚毅。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倒在地，泪眼婆娑地哀求道：“潘市长，动祖坟是要遭天谴的！”潘文华轻轻扶起这位老人，拔出手枪对着空中连发三枪，声音响彻整个山城：“今天迁坟是为了让子孙有生路，要天谴也由我潘鹞子来承担！”那一声声枪响，仿佛宣告了这座城市改造的正式开始。这一决定不仅深刻影响了重庆的城市面貌，也成就了如今重庆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城市。

1929年，重庆的城市面貌如同一个坚固的铁桶，城墙高耸且拥挤不堪，街道狭窄，行人并肩走需侧身。此时，潘文华作为市长提出了震惊整个巴蜀地区的“三再”铁令——拆城墙、修马路、迁祖坟。在遭遇市民的强烈抗议，特别是关于“动祖坟将断龙脉”的声音时，潘文华并未退缩，带领着测绘队直接闯进了袍哥的堂口，将城市规划图摊开在香案上，豪言：“重庆将容纳百万军民抗日，死人必须让路给活人！”他不仅推进拆墙计划，还开创了“以工代赈”的模式，按拆除一丈城墙给予工人三斗米的报酬。半年内，九座城门被拆除，拆下的石材则被用来修建防空洞，用于抵御日军的空袭。

修建马路时，他面临山体的阻碍，于是引进了德国的炸药技术，在歌乐山炸出了中国首条穿山公路。到了1936年，重庆的城区从最初的12平方公里扩展到了45平方公里，为日后容纳大量迁入的内迁人口提供了条件。

1932年，重庆建立了第一个自来水厂，然而这一进步并未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三万挑水工人曾一度围堵市政府。面对这一局面，潘文华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而是亲自打开粮仓，宣布：“愿意到厂里工作的，每月六块大洋；如果还是想继续挑水的，我们会为你们划定专门的区域。”他不仅让贫民区的居民也能喝上自来水，还把自家官邸的水管接到了附近的贫民窟，成为了首位和市民共享自来水的市长。此种“刚中带柔”的做法，使得重庆在抗战前便实现了70%的城区通水，比南京早了三年多。

潘文华最具前瞻性的举措之一是他在1935年提出的地铁建设计划。在考察柏林后，他就开始着手规划地下轨道交通，尽管抗战爆发后未能如期实施，但他所挖掘的17公里试验隧道在后来的日军大轰炸中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德国工程师汉斯·克劳森在回忆录中写道：“潘市长曾指着这些防空洞说，这将是未来的地铁站——他早已预见到战争的阴云。”

迁坟的命令发布后，潘文华任命了军事将领郭勋祺为迁坟局局长，并配发了500支步枪，准备应对来自袍哥的强烈反抗。他亲自带领卫队夜闯坟场，甚至当众砸碎自家祖坟的石碑，宣称：“我潘家五代祖坟今日迁往南山，索命的就来找我！”这一举动震慑了全城，仅仅三个月，便迁走了8万座祖坟，腾出了宝贵的土地，这些土地被用来建立抗战物资仓库和难民收容所。

尽管采取了铁腕手段，潘文华在改革过程中也体现了对民众的关怀。当他发现一些孤寡老人无力迁坟时，他自掏腰包设立了“义冢基金”，帮助他们迁移祖坟。同时，他还特批在古墓遗址上建立巴蜀文化保护区，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这种“铁腕政策与菩萨心肠”的结合，使得重庆逐渐从一个江湖码头城市蜕变成了现代化大都市，1936年，重庆的电话装机量突破了700部，成为成都的三倍。

1935年，蒋介石考察重庆时，对朝天门新建的万吨级码头和江北兵工厂赞叹不已。这些都是潘文华十年来的经营成果。他成功引进上海企业家卢作孚，建立了长江航运网络，同时也说服了刘湘拨款建设西南首个重型机械厂。当南京沦陷后，重庆已经具备了接收沿海工业转移的能力，民生公司仅用40天就将10万吨设备通过三峡运到了重庆，创造了“东方敦刻尔克”的奇迹。与此相对的是，成都因为川军派系的分裂而未能获得支持。刘湘曾专门向潘文华发电报：“绝不允许老蒋染指成都”，却对重庆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

这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使得蒋介石最终感慨：“重庆已成第二个南京，不选此地何以抗日？”1939年5月3日，日军的轰炸机群向重庆扑来，市民纷纷涌入潘文华所修建的防空隧道。那些深达30米并配有通风系统的工事，让重庆成为二战期间全球唯一未被炸毁的首都级城市。美国记者白修德曾报道：“当伦敦地铁挤满避难者时，重庆人早已在地下城市里安然生活。”

潘文华未能完成的地铁蓝图，在80年代终于变为现实。如今重庆的轻轨穿楼而过的壮观景象，正是源于他在1935年提出的“地下环线”计划。历史学者还发现，轨道2号线的较场口站位置，正与当年试验隧道重合——潘文华的远见卓识，半个世纪后依然滋养着这座城市，使重庆成为中国最具人气的网红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