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天，自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有眉目了。于是李克农时隔多年，给家里写回一封信报平安，说自己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即周恩来，因过去胡子茂盛，便得了这个名号。

收到信后，全家沸腾了，这才了解到李克农的情况：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失踪”许久，没有死掉。不过关于他在什么地方，具体做什么工作，家里人还是一概不知。

李克农1929年就进入中共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工作，获取秘密情报。从这时候开始，他跟家里的联系就若有若无。长征的时候，李克农跟家里的妻子通信都是用暗号，用商业活动来代指近况。

长征结束后，联系就断掉了。抗战初期，恰逢要去的工作地点会路过家附近，李克农便趁此机会回了家一趟。他身穿长褂、头戴礼帽，敲开家里的大门，迎接他的却不是激动的拥抱，而是惊慌的喊叫声。

李克农的长女一开门，就马上又把门关紧，冲祖父大喊“要债的来了”。

李克农的父亲闻言快步跑去楼上躲避。李克农见动静这么奇怪，就说“我是克农啊”。误会这才解开。原来那段时间经常有要债的、收税的、收租的上李家去，家里没钱啊，怎么办？只好躲着。孩子六七年没见李克农了，不认识也属正常。

李克农跟父亲交谈的时候，妻子赵瑛也回来了。当时一家人的生活全压在赵瑛一人身上，一家人都靠她当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养。见到丈夫时，赵瑛愣神了好一会，不知不觉中流下两行清泪。

李克农只在家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就又要离开了。分开的时候，李克农抚摸着妻子消瘦的脸颊，轻声做出保证：“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我安顿好，就来接你们。”

赵瑛没有多说什么，只让丈夫放心去，家里有自己。这时李父把李克农拉到一边，小声地要起钱来：“你给赵瑛留钱没有？家里很困难，她太不容易了。”

李克农沉默了一会，说：“我身上一块钱没有，车和皮包都是公家的，我只有办公使用权。”李父不太相信，又问：“你不是在当官吗？”

李克农好声解释道：“我这个官，跟国民党的官是不一样的。我们当官不为钱，只为老百姓办事。”

赵瑛比李父更了解革命和党，，便出言打断了这对父与子之间的争执，称家里钱够用，催促李克农赶快上路，不要耽误了正事。

对于妻子的辛苦付出，李克农是清楚的，但迫于革命形势，他只能被迫选择去无视，让妻子独自一人承受。

1950年，儿子结婚，李克农在朝阳门的一个地方请客吃饭。这个大喜的日子，李克农难免喝多，因此情绪不同以往的内敛压抑。他讲话回首过去，讲着讲着就失声哭了起来。

李克农说：“我对不起赵瑛同志，这些孩子是她一人带大的，也是她一人教育的。我没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

赵瑛对这些从不抱怨，默默做好一位母亲、妻子和儿媳的所有事情。她也从不跟孩子讲曾经吃过的苦，说的最多的就是两句话：“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做事情一定要小心谨慎。”

赵瑛在1961年去世。妻子的离世，对李克农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一年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李克农写过四个字，送给已故的赵瑛：母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