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人这样评价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说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文学家、诗人等等，但似乎我们都忽略了毛泽东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他与新闻报业的关系。

我们其实鲜少知道，

毛泽东还是一位新闻大家，是一位报人。

这个报人的角色在他革命前夕尤其显得重要与明显。还记得去年火爆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情节不？其中有不少篇幅关于青年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情况，而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交集在电视剧里也交待得很是清楚。

今天的文章，就围绕毛泽东的这个新闻视角为发端，

写一写毛泽东在革命的前夕，是如何对新闻报业产生了关联的呢？这过程中有什么因缘际会的机遇呢？新闻报业在他接下来的人生产生了什么积极影响呢？

那我们就一起简单追溯一下青年毛泽东那一段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峥嵘岁月。

一、北京：意外收获

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筹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介绍，他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书记员。在这里，

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位导师——

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和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

，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新闻报刊，并得以申请加入了北大刚刚成产的新闻研究会，从而可以系统性地学习新闻知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闻研究会，可以说是中国新闻界第一个系统讲授和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如

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所著《中国报学史》中，就称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

1918年7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78号刊出《新闻研究会之简章》，公告：本校将于暑假后设立新闻研究会。简章由蔡元培拟就，共有八项：

本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以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研究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造题、通信法、新闻纸与通信社之组织；研究之时间，每星期三小时；校内外人均得入会；校内会员每年每人纳费九元，校外会员年纳十八元，分三期缴纳；既缴之费无论何种情形概不退还；北京大学日刊处，为本会办事机关，入会者向该处报名。

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校长蔡元培亲临会场并发表演说：以往新闻发展全恃经验，倘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有限。北大设立新闻研究会之目的，即要学习科学、效仿先进、利用经验、印证学理。

在会上，他还进一步强调“新闻自有品格”，指出研究新闻学、涉足新闻界，则必不能自毁品格，须于正张中提倡道德，避免为盈利计而一味刊登诲淫猥亵之纪闻贻害社会。

成为新闻研究会学员的毛泽东，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新闻知识。后来，他这样对斯诺说，新闻研究会里的老师邵飘萍，对他影响最大。甚至直到晚年，毛泽东还提起他是邵飘萍的学生。可见，邵飘萍对他新闻思想的启蒙与影响。

邵飘萍，有着“一代报人”“铁肩棘手，快笔如刀”“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之誉。

他讲授的是《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特别强调“新闻是社会的耳目”，讲究“确实”。不仅讲办报经验、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还讲新闻记者的采访技能和社会素质，要摒除偏见、尊重事实，反对以讹传讹，反对刊登黄色新闻等，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课堂上，毛泽东积极提问，邵飘萍热情翔实回答；在课后，毛泽东课下还曾多次拜访老师，并得到了邵飘萍的接济。邵飘萍为人师者，表里如一的举止，给日后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重视埋下了伏笔。

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参加了新闻研究会改组大会，会上正式将“新闻研究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规定研究满一年以上，由本会发给证书。

只是可惜的是，当新闻学研究会在给32名学员颁发证书的时候，毛泽东未能领取证书，因为这时的他，早已于3月12日，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了湖南。

但，北大的这次新闻研究会的学习，却从此影响他终生，以至后来，新闻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另一个战争利刀，与他麾下驰骋疆场的千军万马，同声相气，一阴一阳，互为驱驰。

正因如此，后人这样形容北大与毛泽东的关系：

1份报纸（陈独秀的《新青年》、2位导师（陈独秀与李大钊）、3个学会（新闻研究会、哲学会和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

）、40篇文章（毛泽东运用北大所学，创办报纸《湘江评论》，并发表了40篇文章）、和144个问题（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了71条共计144个问题，号召青年研究中国问题）。

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革命师友，为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仰，奠定了积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一起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习的会员，有陈公博、罗章龙、高君宇、谭平山、杨晦、谭植棠等人，后来，他们全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

他们运用学习到的新闻学知识付诸于革命实践。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高君宇先后担任《国民》《新潮》《先驱》《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向导》的记者和编辑；湖南的罗章龙参与了创办《工人周刊》，主编《中国工人》；如广东的陈公博后来与人创办《广东群报》，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可以说，他的《广东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长沙：报人先声

从北京回来后的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加快了办报的决心。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受《新青年》的影响，正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至1919年7月，湖南长沙也出现了《岳麓周刊》、《女界钟》等进步刊物，但影响都不大。

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时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的毛泽东，在联合会的支持下于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

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他在《创刊宣言》中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创刊号当天全部售完，从第二期起加印到5000份。

《湘江评论》所刊文章中，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的莫过于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此文连载于二、三、四号，紧扣“宣传最新思潮”的办刊宗旨，对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联合的方法以及民众大联合必定成功的道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他这时就认为，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的关键。

我们看，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就具有了人民革命的思想，可以视之他后来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

他在

《民众的大联合》

这样写道：

“我

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个正式报纸，在湖南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致招致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不满，并遭到查封，共出版发行四号与临时增刊第一号。要论《湘江评论》的专业度如何，我们可看李大钊的反应，据当年他看到《湘江评论》后，曾这样称赞《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后，1919年9月，毛泽东又接着主持编辑《新湖南》周刊。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

1919年12月7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在宣言中明确提出“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内容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批判精神，发表一些时事评论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文章。《体育周报》曾载：“今后《新湖南》是前日《新湖南》和《湘江评论》旧精神结晶的新精神。”

但不幸的是，《新湖南》月刊与《湘江评论》的命运一样，只出了一期就又被张敬尧查封了。如今，这一份1919年出版的《新湖南》月刊第1卷第1期，珍藏于湖南图书馆现珍藏，着实难能可贵。

面对

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成员，在

1919年11月至1920年6月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

与此同时他还编辑了新民学会出版的内部刊物《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据当年的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回忆：

“新民学会会员有50多人，后来发展到70多人。会员与干事会通信，这是学会给会员规定的义务。每个会员一年要给干事会写一封信，这样一年至少就有好几十封。干事会以毛泽东为主。会员与会员之间的通信数量最多。这些信由毛泽东收集汇编成册，现在看到的有三集，还有个附录。”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因为驱张来到北京，在此其间，他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传布驱张消息，以争取舆论支持。

当时北京《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等几十家报刊均刊用它的新闻，并发表社论时评予以支持，迅速形成强有力的倒张舆论。

3个月后，张敬尧被逐，该通讯社即停止活动。

张敬尧被驱逐后，毛泽东回到湖南，

还一度当过《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据曾任湖南《大公报》主笔张平子回忆：“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后）毛泽东此时从北京转回长沙，寄寓其族人毛宪律师事务所内。该所在新安巷，与大公报馆仅一壁之隔。该社原有全国各城市及日本、英国、美国、南洋群岛等地的交换报纸一百多种，陈列于我的寝室外面室中。毛泽东极喜浏览报纸，每坐其中辄数小时不去。遇风雪之夜难于返寓即与我同榻而卧。”

毛泽东组织文化书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大公报的“编辑同人皆曾入股”。《大公报》的一些采编人员还参加过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的一些政治活动。

此后，中共一大后，毛泽东还邀请一大代表李达，于1923年4月在湖南创办了《新时代》月刊。

1925年8月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还主编了《政治周报》。

从上可以看到，

毛泽东革命前期、早期的活动，可以说与新界报业息息相关。完全可以说为当时时代的先声，堪称一代报人。

三、尾声：文墨天下

正因毛泽东的这种特殊经历，及其个人在文学、新闻报业上的天赋秉异，所以，他在以后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更是极为注重文艺和新闻工作，善打舆论战、宣传战，提倡“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办报风格，利用报纸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最终凭借“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用“笔杆子”打败了“枪杆子”，开创了一代传奇。

在这里，我简单列举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几个新闻战的典型案例，以飨大家。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战。

如，在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大家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他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燃原》的不朽篇章，可以说此文一出，一扫革命战士精神委靡之势，重燃革命之希望。

面对当时路线的不同，是机械照搬苏联派的“城市中心论”，还是坚持自己的“山沟里一定可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接连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雄文，深度剖析了中国革命的本质与首要问题。

其次，我们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运用新闻战。

他在

卢沟桥事变

爆发后，面对中华危亡之际，他这样指示

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一党之力的心声，却唤起了四万万同胞救亡图存的血勇之气。

尤其是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批党的重要报刊，如《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为中国抗战注入了一支生力军。”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共产党治下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报刊。如晋察冀解放区的《抗敌报》、太行解放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晋绥解放区的《抗战日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豫皖苏解放区的《拂晓报》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多次在延安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如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英国记者斯坦因等。毛泽东用精练而生动的语言向记者们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他的谈话很快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产生巨大影响。

尤其以斯诺为代表写成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1937年和1938年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后，轰动了世界，成为当时的国际畅销书。1939年9月，斯诺再访延安，又经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全党宣传口径，更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创办《解放日报》。

于是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开始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指导新闻媒体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如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他提出《苏必胜、德必败》的论点。

与此同时，借助新闻战，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抗战的基础上，还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反共阴谋。

最后，看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新闻战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写就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16篇战争檄文。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文战”，尤其出神入化，与他的“武战”，相得益彰，精彩纷呈。如毛泽东在蒋傅军偷袭石家庄时写的新闻消息评论，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伟大文战的战果。

1948年10月15日，东北解放军攻克锦州后，旋即戈指沈阳，东北全境解放在即。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便令在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实施偷袭石家庄以“捣毁中共统帅部”的计划。

毛泽东得知敌人偷袭的阴谋后，一方面指派当地军民沿途抗阻，并调遣远在绥平线上的野战军主力回援，同时电示东北野战军派部队西进以威胁北平，还指令太岳兵团围困山西之敌不使东犯；另一方面则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消息和评论，于10月25、27日，他撰写下两则《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消息：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号召华北军民充分准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这两则消息一出，直把老蒋惊出大牙，乖乖幸好没有打，不然又得全军覆灭。

毛泽东撰写的另外几则消息如《我军解放郑州》、《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以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等等，也都极具影响性。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对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为围歼战就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写到这，作个小结，余下细究的文章留到以后创作。可以说，在写毛泽东这样的视角中，我总觉得笔下余韵绕梁，逐笔难停。

在写作过程中，我真是数闪不由自主地感叹，毛泽东思想之宏博、之精妙。仅仅就他的新闻报业思想，就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挖掘，方可触摸他思想上的光芒。

参考资料：

1、毛泽东的早期革命生涯资料；

2、

《毛泽东思想》

；

3、《毛泽东与新闻业》；

4、

北大与毛泽东的资料；

5、《中国共产党党史》；

6、网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