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20日，周恩来、陈毅陪同西哈努力克亲王乘专列去南京、杭州访问。

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也参加了这次外事活动。周总理把王幼平叫来聊天，他们从柬埔寨谈到国内，从当前谈到过去，从中央苏区谈到长征、瓦窑堡和西安事变……

当王幼平谈到他曾做过东北军被俘军官高福源工作时，总理忙问：“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王幼平向总理汇报说，1935年底根据邓颖超安排，他和高福源的四次接触情况。周总理听后说：“此人贡献很大。

我们同张学良及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

”

总理又感慨地说，“他和王以哲同时遇难，很可惜。”当即指示王幼平，了解一下高福源家中是否有遗属，应予关照。

高福源是谁？为何20多年过去了，周恩来总理仍念念不忘？今天，隐者就与大家一起追忆这位为共同抗日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将领。

1901年，高福源出生在辽宁省营口县，早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有感于内忧外患，国事艰难，决定投笔从戎。

1923年，高福源进入东北讲武堂第5期学员班,后又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学习深造。毕业后，被安排在张学良的警卫营工作，后继任警卫营长。

他为人正直、诚实，性格刚强、豪爽，而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很受张学良赏识。1927年，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时，调高福源任教育处中校主任，后又任上校教官。

1933年3月，东北军王以哲部改编为67军后，高福源任该军上校参谋处长，同年秋他又改任107师619团团长。

高福源文化程度高，又精通军事，部队训练所需的教材，如《步枪射击操作教范》《历史上的军事故事》等都由他编写，因此深得军长王以哲的赏识和器重。

1935年春，67军由河北廊坊调到河南信阳等地，向红25军鄂豫皖根据地进犯，然而在泼陂河、大柳树、湖山寨等地的战斗中，619团却屡受挫折。年轻气盛的高福源始终不肯认输，总想再找机会与红25军决战。就这样，红25军转进到陕南、陕北，高福源部也随67军尾随而来，进驻富县。

为了剿灭即将进入陕北的中央红军，1935年9月，国民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被委任为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全权负责陕北“剿匪”事宜。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先期到达的徐海东领导红25军、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为防止红军在陕北做大做强，张学良调来东北军两个军队7个师，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间，对陕北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

根据作战计划，由王以哲率领110师、129师、107师向北突进，企图合围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然而始料未及的是，红军却在劳山、甘泉之间设伏，全歼了110师，军长王以哲也被困在延安，不能回军部洛川。

这种情况下，107师师长刘翰东急令高福源团进驻榆林桥，接应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部队，维护洛川到甘泉的交通线。

榆林桥是富县一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前有一条公路通往延安。10月20日，高福源率部来到榆林桥。第二天凌晨，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的亲自指挥下，向榆林桥发起进攻。

毫无防备的高福源从梦中惊醒，还未来得及部署应战，东西两侧的高地就已失守,红军几次猛烈冲锋，除少数人逃跑外，619团大都投降，高福源受伤后也当了俘虏。

刚被俘时，高福源思想极其苦闷，他觉得东北军装备那么精良、训练又那么有素，怎么会被被消灭？然而不久之后，又听到109师在直罗镇战役被全歼的消息，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料定这次被俘必死无疑。

然而，红军对国民党部队政策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1935年底，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后，为争取东北军，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在他的亲自领导下，成立了教育、转化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俘虏的“解放军官学习班”。

高福源被俘后，就被送进了这个学习班。开始时，由于对红军不了解，心中也不免有些害怕，但很快就发现，东北军被俘官兵不但没有受到虐待，反而得到特殊照顾。

当时，陕北天气已经很冷了,绝大多数红军将士依然穿着单薄的军衣，东北军被俘官兵却已换上了厚厚的棉衣；红军吃的是杂粮，而且吃不饱，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却吃细粮，而且都能吃饱。

红军对东北军官兵也很客气，不打不骂不搜腰包，精心治疗被俘的受伤官兵,还专门腾出一排较好砖窑洞让他们居住……

亲身感受到红军的亲切照顾，对红军的疑虑恐惧心理逐渐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高福源是被俘官兵中职务最高的，被选为学习班班长。上级发给他们的抗日救国资料，他往往一口气读完，特别是《八一宣言》，他连续读了多遍，还觉得不过瘾。

此外，高福源还认真学习了《大众哲学》《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和《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等进步书刊，渐渐地，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

了解到高福源的身世和他被俘后的思想变化后，李克农发现高福源很喜欢参加红军的文艺活动，于是就以高福源为原型，赶写了一部话剧《你走错了路》，讲述一位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悔过自新、掉转枪口打日军的故事。

当演到妻子向团长哭诉家乡被日军践踏和自己颠沛流离的苦难时，台下高福源“呜”的一声号啕大哭，捂着脸跑开了。回到住处后，他的内心很受震撼，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他们都曾亲临学习班为全体官兵作报告。高福源逐渐明白了，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实际上是想让红军、东北军两败俱伤的险恶用心。

彭德怀司令员经常邀请高福源来自己的司令部谈心，两人有时一谈就是一夜。

当了解到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收复失地，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时，高福源十分感动：“

我们东北军不在抗日前线打日本，都跑到这里“剿共”打红军，我真是愧对于共产党啊！

”

两个多月时间里，高福源被安排参观、学习、实地考察，他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党,同时对联共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这一点也深信不疑，决心做红军和东北军的沟通者，推动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

学习班结束后，高福源提出要见红军领导人，说有要事商谈。

上级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之相见，高福源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这些想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甚至东北军和张司令也会同意。只要抗日，东北军没有人不同意的。

我现在愿意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敢不敢放我回去，相不相信我

？”

李克农当即表示，请示中央后再进行答复。李克农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汇报，党中央十分重视，马上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考虑到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中央领导要他回去后，先做通东北军中与他个人关系比较好、又积极抗日的军官工作，再逐步去做张学良将军工作，高福源点头称好。

高福源把突破口放在甘泉守军上。1935年12月的一个晚上，高福源来到被红军围困已久，且已弹少粮绝的甘泉城。守军不敢开门，最后，他的好朋友、110师629团1营营长周祖尧用绳子把他吊进城的。

高福源在城内住了两天，与守城指挥官、110师参谋长张文清进行了两次会谈，介绍了苏区人民的生活情况，说明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东北军打红军是蒋介石两败俱伤的险恶企图。只有与红军合作，东北军才可能收复失地，拯救父老乡亲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高福源告诉他们，如果没有粮食可以与红军商议解决。

张文清等人听后也表示，不打内战、进行抗日是大家长久以来的意愿，但要联合红军抗日，谁也不能擅自做主，不过大家可以先就当面问题进行谈判，首先解决甘泉守军和城内百姓的燃眉之急。

两天后，高福源托人带来一封信，要甘泉守军派代表到红军驻地道左铺来谈判。经过谈判，最终达成了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城北门外二里的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守城的东北军可外出购粮，解决严重缺粮问题等协议。

从此，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开始结束敌对状态，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流血战争了。

这次东北军与红军达成局部停火协议，中央对高福源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要他积极向东北军高层领导进言，传递我党一致抗日的政策。

对于党的信任，高福源深受感动，对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充满了信心。行前，彭德怀送给他200元路费，并派骑兵护送到东北军67军防线外；李克农也叮嘱他，先以个人名义试探，如张学良有诚意，即派正式代表谈判。

高福源在67军防线外写了一信，雇人送给他的好友，67军参谋处长佟道，谈了他被俘的经过和回来目的，并请他将此事转告军长王以哲。

这是，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在想方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得知高福源返回的消息后，即令佟道将其秘密接回洛川。

回到洛川军部后，王以哲与高福源进行了长谈，并将高福源返回及谈话情况报告在西安的张学良。

此时，张学良心情比较郁闷：“九·一八”事变中，他接受落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遭全国人民的痛骂；之后，东北军流离失所，在与红军作战中也屡受重创，损失惨重。

就在前两天，在申请给两名战死师长家属各补助10万元时，不仅遭到南京政府拒绝，还撤销了他这两个师的番号。此时，他终于明白过来，东北军再也不能当枪使，与红军继续打内战了。

看完电报后，考虑到西安国民党特务太多，容易走漏风声，张学良决定亲自到洛川会见高福源。

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在67军军部，王以哲把高福源引进密室，高福源向张学良报告说：“报告司令，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报告！”

谁知张学良却十分气愤，拍桌大骂：“你好大胆子，当了俘虏还要回来当说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据理力争：“

司令毙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您别忘了，东北被日本鬼子占去了，3000万同胞当了亡国之奴。现在共产党提出抗日，诚心诚意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我们东北军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再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快要被消灭完了！

”

说完，高福源伤心地大哭起来。

这是，张学良神情才缓和下来，说：“我刚才是想试试你的胆量。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

张学良、王以哲和高福源谈了一整夜。高福源把在红军那儿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讲了出来，并转达了中共领导人的愿望。

最后，张学良说：“你谈得很好，情况我都了解了，休息一两天后就赶快回去，你以后就放心地做这个工作，如有什么危险，你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照料，由佟处长代为办理。”

第二天，张学良请高福源给毛泽东、周恩来带去一封信，要求中共方面派人来与他谈判。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由专人秘密护送返回苏区，他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汇报自己与张学良、王以哲的谈话情况，并转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

毛泽东握住高福源的手夸赞说：“

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好事！

”

周恩来也说：“

你这一步走得很好，把光明的火种引向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也是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

紧接着，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会谈。高福源提前赶赴洛川，安排好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密码，为会谈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尔后又再次返回瓦窑堡。

2月21日，在高福源带领下，李克农冒着漫天风雪前往洛川。经过4天时间，李克农一行终于到达洛川67军驻防地。为防止走漏消息，李克农一行被安排在紧靠军部的三进四合院里，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

将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王以哲即密电张学良报告情况。张学良本要来亲自参加会谈，但由于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电示王以哲，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情待他回来再相商。

李克农同王以哲先进行了秘密商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解决了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后，第二天就秘密乘机飞往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人。在会谈中，张学良除同意王以哲同李克农达成的协议外，还表示希望能同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会面。

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协定。洛川会谈是红军和东北军高层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意义重大而深远，从此，张学良将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收到李克农发回的电报后，中央立即开会研究张学良的意见和会谈结果，并以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名义给王以哲发电报，同意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来延安再与张学良进行会谈。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带电台和一个小分队来到延安东北20里的川口，这天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与张学良的电话联络又未联系上，到第二天上午时，才得知张学良带着王以哲和中共地下党人刘鼎等已到延安。

9日晚8点，周恩来、李克农一行进入延安，为防走漏风声，红军小分队在延安城外做了周密布置。会见是在一座天主教堂里秘密进行的，双方见面后，会谈很快进入了主题。

当张提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时，周恩来认为不可能。张学良说，他坚信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

接着,周恩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一致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希望能出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至少在陕北两军之间能够观点一致。

张学良说，我们都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打内战，共同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

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

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历史性意义，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在与东北军的和谈过程中，高福源充当秘密信使，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他已够条件加入共产党。1936年夏，由李克农、周恩来介绍，高福源在瓦窑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搭起了东北军与红军沟通的桥梁之后，高福源就继续留在张学良身边，负责与红军的沟通联络工作。

1936年12月1日，高福源被提升为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第1旅少将旅长。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高福源为联共抗日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向东北军官兵讲抗日救国之道，提高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

东北军失去了统帅后，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东北军内部，一直存在着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之间的矛盾。如今，在如何营救张学良问题上，矛盾更为尖锐化公开化，1937年2月2日少数“少壮派”将领枪杀了王以哲将军。

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要求进攻西安，东北军面临自相残杀、四分五裂的局面。高福源也对杀害王以哲感到十分气愤和难过，但为了顾全大局，他同意去做一些挽救工作，制止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但因误会太深，却被赶了回来，而且加深了城外某些将领对他的误解。

1937年2月5日，高福源接到师长刘多荃电报，要他去师部开会，路经渭南时，受到原部下3旅2团团长葛宴春招待。午餐期间葛宴春出去接个电话，回来后对他说：“刚才接到刘师长电话，立即逮捕你，就地处决！”

话毕,预先埋伏好的士兵一拥而上，将他绑到院内，然后开枪打死。

为控制东北军相互残杀事态扩大，党中央及时将双方劝和并作了适当的隐蔽安排。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高福源尸体由高福源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

寻找高福源遗属是个棘手任务，毕竟事隔多年，东北军官兵死的死、散的散，许多了解内情人都已故去，加上人、地更名等，这些给寻找高福源遗属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直到1980年3月，查找工作终于有了结果。高福源有两位夫人，原配夫人高许氏于1963年在长春病逝，第二位夫人在高牺牲的时候吞金殉夫。

高福源有两个儿子，长子高本荣曾在国民党空军当驾驶员，抗日战争期间牺牲；次子高杰当年已经六十九岁，解放后在长春第三货运公司当工人。

1981年，高福源遗骨被找到，高福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在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关怀下，西安市人民政府为高福源举行了降重的安葬仪式，骨灰安放在西安市烈士陵园。

高杰随即被转为科室干部，继而又任长春市政协委员。高杰子女多，住房紧张，经济不宽裕，长春市政府为他协调解决了一处住房，并对其三子、四子的就业做了适当安排。

高福源烈士的遗属在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关怀下，终获圆满安排，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段佳话。

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致敬，“红色信使”高福源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