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重庆谈判，就像是中国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自古以来，无论是历史专家，还是平民老百姓，总是乐此不疲地讨论它、剖析它、评价它。

其中，有一个细节一直以来广受大家关注，那就是关于毛主席离渝的时机和动机的问题。

毛主席当年是8月28日抵达重庆，8月29日开始正式商谈，9月23日～26日休会了4天，9月27日重新启动谈判。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就在重启谈判后不久，毛主席却突然提出了要提早返回延安的计划，并由周恩来转告和征询了张治中的意见，对方虽然有些猝不及防，但还是“君子一诺千金”，承诺护送毛主席回延安。

大约一周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提前回延的计划，于是毛主席在签完《双十协定》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迅速登上飞机离开了重庆，匆匆结束了长达43天的谈判之旅。

客观来说，相较于前期的“不疾不徐”，重庆谈判后期的节奏进展非常快，甚至还没等人反应过来，毛主席人都已经回到了延安。

毛主席当初突然提出返延并迅速离开了重庆，其中究竟有何考量？是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

事实上，对于国共首脑谈判这样的极敏感政治事件，任何一个细节都是精心安排过的， 比如当初蒋介石三次电邀毛主席赴渝和谈，这三封电报回或不回，隔多长时间回，怎么回？比如毛主席是去或不去，什么时间去，怎么去，带谁一起去？甚至，毛主席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住在哪里，谁来承担警卫等等，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其实都经过了多方考量。

总之，当年在重庆谈判后期毛主席迅速离渝，绝不是“无心之举”，而是多种变量综合作用下的“刻意为之”，下面从4个方面进行阐述。

“国党毫无诚意”

毛主席之所以想走，当然是因为谈不下去了，为什么谈不下去了，原因很直白，国民党当时并没有真的打算谈出成果。

事实上在启程赴渝之前，毛主席对这次谈判并不是完全悲观，他以为在美苏不支持中国打内战、国内民众亦反对内战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赞成和平建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在8月24日发给饶漱石等人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

与此同时，他本人也在同天回复蒋介石“三电”的时候，非常诚恳地称呼蒋介石为“先生”，而自称为“弟”（毛主席年纪确实比蒋介石小6岁），与此前两封电报的强硬措辞有很大不同（在第一封电报中他曾直接称呼蒋介石为“你”）。

正是在这样的期许下，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初期定的调子很低，这一点甚至曾被民盟婉转提示过，反而对蒋介石的最高领导人地位给予了充分认可，自认我党目前是一个小党，在接见国民党内左派人士的时候，也反复强调“和为贵”。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这是毛主席事后写下的诗句，全诗名叫《七律·忆重庆谈判》，表述了当初赴渝谈判的真实内心动态——“救苍生”。

然而事实却是令人失望的，谈判从一开始就进行得很不顺利，首先国民党身为和谈的发起者，却没有事先预备和谈方案，“提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是共产党 ”，这或许是因为蒋介石事先并没有预料到毛主席真的会来，并且来得这样快。

其次，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关于解放区地位、整编师数目的初步方案，蒋介石非常冷酷、直接进行了全盘否定，“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言谈间没有留下什么转圜的余地。

再次，在双方谈判的同时，蒋介石亲自下令阎锡山部发起了对上党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明着在和谈，暗地却在厮杀。

所以，在谈判的一开始，毛主席、周恩来就“碰了一鼻子灰”，毛主席在9月13日发回延安的电报中，略带愠怒地说：“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9月17日再次道：“国共谈判无进展。”

之后，对于蒋介石非常看重的整编师数目问题，毛主席进行了让步，“我方愿让步到一与六之比，如国民党方面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我方应为二十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六十个师，则我方应为十个师。”

但对于这个新方案，蒋介石似乎仍然不满意，公开指责“中共分裂”。

对于这样不讲理的做法，毛主席非常恼火，他在9月20日答复一名记者“不要另起炉灶”的话题时，罕见发了一通脾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9月21日谈判中，对于国民党关于“中共割据地盘”的措辞，罕见发怒：“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庆谈判陷入了僵局，经第三方调停人赫尔利同意，双方于9月23日～26日进行了休会。

谈判进行到这个地步，毛主席不可能继续保持赴渝前的热情。这是毛主席后来迅离渝的一个很重要的大背景，即双方几乎谈不下去了。

美苏置身事外

毛主席之所以想迅速离开重庆，不仅和国民党的谈判诚意有关系，同时也和第三方调停人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在重庆谈判前，叫嚷着要求毛主席赴渝谈判，并扣上了如果不去就是故意破坏和平的帽子的人，除了蒋介石，还有美国人和苏联人。

8月18日，莫斯科给延安发来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这样的电文当即引起了毛主席极大的不快，他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然后，莫斯科又接连发来两封电报，依然是希望毛主席答应蒋介石赴渝谈判，并在电文末尾额外加上了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对于斯大林接连发来的三封措辞不温和的电报，毛主席不可能不介怀。

与此同时，除了苏联方面的“规劝”，美国人更是积极地促成国共谈判，其中以赫尔利为主要代表，他早在1944年11月访问延安的时候，就提前打下了保票，称“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同毛主席去见蒋”，“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不管会议的成败如何。”

后来，赫尔利确实亲自来到延安，并亲自护送了毛主席一行人从延安到重庆。

当初正是在美苏两方的轮番人格保证下，毛主席下决心冒着生命危险赴渝谈判。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是，当国共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美国采取了逃避的做法，9月22日赫尔利突然返美述职，让本就进展艰难的谈判几乎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苏联对于谈判也是置身事外的态度，当赫尔利离开，周总理提出由苏联担任第三方调停并保证毛主席安全的时候，苏联给出的回应是模棱两可的，他说“周恩来同志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这实际上就是严辞拒绝。

美苏双方这样冷淡的态度，让本就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更加看不到未来，毛主席后期突然提出要返回延安，和美苏的冷淡态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人身安全受威胁

毛主席在9月末突然提出返回延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当时是什么情况？不仅是国共调停人赫尔利返回了美国，就连蒋介石也在9月27日突然离开重庆，去了西昌休假，而且一走就是好几天，这不仅让毛主席直接失去了对等的谈判对手，相当于客人还没走，主人却突然出门了，让客人面临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更让毛主席直接面临了人身安全的威胁，当时的情况就是，当初信誓旦旦要保证安全的几个人，突然都十分巧合地离开了重庆。

试问人都走了，谁来保证，又拿什么来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如果发生意外，后果谁来承担？显然不会是国民党人和美苏政客。

除此之外，更让毛主席、周恩来忧虑的是，10月8日重庆突然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李少石死于枪击，虽然事后蒋介石极其重视，很快查明是一起意外事件，但这样的误杀不免让人想入非非。

在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毛泽东的行动”的情况下，重庆的民主人士也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劝说毛主席尽快离开重庆这个是非之地。

多方的情报都是不利于毛主席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人身安全成了摆在台面上的头等大事。

事后我们得知，蒋介石当时确实起过“杀心”，他在9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不拘留毛泽东，不加以审判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后来之所以没有动手，无非是考虑到美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总之，当重庆谈判进行到9月底的时候，在赫尔利返美、蒋介石离渝、苏联置身事外的情况下，不仅是毛主席自己，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毛主席人身安全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尤其是李少石枪击案，更加快了毛主席离渝返延的步伐。

“以走促谈”

重庆谈判进行到9月末的时候，基本进入了“死局”，既然如此，那么谈判还谈不谈，如何谈？

毛主席曾在9月26日，即休会的最后一天，发给延安的电报中说：“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

从这段话看出，毛主席似乎对此早有准备，他预感到双方谈不拢，提前准备了谈不拢的应对方案，那什么是第二阶段的谈判方针？虽然没有确切史料记载，但可以推测的是，其中极可能包括设法促使蒋介石同意发表联合公报，以及同意毛主席返回延安。

事实上，在此前几天，毛主席曾在发给延安的电报中“抱怨”，“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这说明蒋介石当时并不想发表公报，也许只是想要拖延谈判的节奏。

在此情况下，怎么办？似乎唯一行之有效的策略，就是毛主席即刻离渝。

当时国共谈判在重庆乃至全国都闹出了巨大的动静，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如果最后什么都没谈成，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无法向舆论交代。

如果毛主席突然要走，那么国民党将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届时不管是为了堵住国人的口，还是照顾美苏的情面也好，国民党是极可能同意签订联合公报，不然将陷于不仁不义的泥潭。

而只要蒋介石同意发表公报，其中必然包含和平建国这项内容，那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趟重庆之行就没有白费，日后只要国民党军队再侵犯解放区，就成了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第一人，这对于解放军的胜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这个考量下，毛主席在9月末突然提出要提前返回延安，更像是既定的谈判方针下的“以走促谈”，如果不这样，谈判将无限期拖延，这对共产党来说弊大于利。这个弊主要指的是毛主席的人身安全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万一发生意外，结果将是共产党人无法承受的。

所以在9月29日，即国共恢复谈判后的第三天，毛主席突然提出了返回延安的计划，10月5日，在周恩来的催促下，国民党不得不开会讨论并同意了毛主席返回延安的计划。

10月10日，双方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一大早，毛主席乘飞机离开重庆，顺利回到了延安，结束了43天艰辛的谈判之旅。

纵观整个重庆谈判，过程漫长，各界人物纷繁复杂，毛主席从乘机赴渝到离渝返延，其实一直都面临着生命威胁，不仅蒋介石日记中曾明确记载要“拘留”毛主席，就连他们返回延安的途中，其实也曾遭遇险情。

据张治中的女儿张素初回忆：“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20世纪80年代曾任纽约《中报》社长的傅朝枢告诉她：“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张治中陪同“未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