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无非是一外一内；这就是所谓的内循环市场和外循环市场，。

对外如果不能融入全球化，加入ＣＰＴＰＰ国际贸易组织；中国将失去长期以来外需化内需的基本模式，而真正的创新，从改革开放后的历程看，与其说是国内产业政策的硕果，不如说是全球化的推动，不存在离开国际市场闭门造车的时代性创新。

很多人会说，一个踏屁屁（ＣＰＴＰＰ）就能把中国踢死吗？

当然不能，它也就是一个国际贸易群，无非少了一些全球化的共享条款；中国当年被孤立，不也一样走过来了？但是，管理者不能这样思考问题，虽然踢屁屁踢不死谁，但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国家，肯定不是中国贸易政策的最优选。不能把无所作为当成自强，你入不了群，谈不上是群的错，或者说这种是非的审判对经济的发展毫无意义。

有意义的是：如果外需不给力，内循环缺少内生力，在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平衡的背景下，将长期解决不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对内的核心问题在民营。专家们争论的焦点最终在体制机制。现在快马加鞭地修订民营经济促进法，如果不能破立双修，不能在体制与机制上做优化，对民营经济重建信心是否有效，需要有一个市场的考验。

这就涉及到中国模式，涉及到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私有经济补位的二元经济结构；然而，问题不在谁主导，是在同一竞争性领域规则的一致性，如果出现了两套冲突的规则，

以所有制为锚定，而不是以市场的需求及效率为锚定，必然引起资源错配，投资效率递弱，政策失灵。

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自身已经难以修复，投资越多，效率越低，凯恩斯的挖坑效应，就成了负债效应，这就将财政行政管理的庞大支出突出了出来，加之楼市量价齐跌，各地方财政失去了巨大的额外税的支持，集体入不敷出。今年几乎所有的政令，都是在解财政之困，但是，没有哪一个强有力的政策是降低成本，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中国经济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居民收入不足，民营经济在退潮，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居民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消费降级，消费者价格指数大概率将不达预期。而财政这时不是去补居民收入之不足，而是逆市场在提高居民消费的成本，水、电、煤、气、高铁一些基本的生活资料做行政性涨价，这很可能会形成恶循环。

那问题也就来了，为什么各地方财政不能降低体制性成本？

将行政管理性开支从４０％降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即１０％左右？将节流下的钱，用于提升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出银行巨大的个人存款，让整体消费市场流转起来；这很难吗？

很难，从经济的角度说，各地方财政降低成本是最优选，但是，中国经济中的系统性问题从来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